很少遭指控，更少被定罪：肖万的宣判和美国警察暴力史(3)

2006年，纽约市皇后区，一位名为肖恩·贝尔的非裔男子在结婚前一晚遭到路过的警探枪击，贝尔当场死亡。在审判中，目击者称贝尔在争论中提到了枪。警察也表示，他们认为需要介入，阻止其对路人射击。结果，调查人员并未发现任何枪支。法官后来宣布涉案警探无罪，因为他们基于有人携带武器的合理恐惧，做出了“公平公正的决定”。
此外，即使是像弗洛伊德案这样公认没有正当理由的谋杀案，检察官也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有些陪审团成员可能难以说服，导致无效审判。
2015年，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由于车前没有牌照，塞缪尔·杜博斯被警察雷蒙德·腾辛拦下。当警察询问时，汽车向前移动，导致警察开枪打中了杜博斯头部。警察声称，他感觉到汽车在拖拽自己，担心被车碾过。结果，由于陪审团无法就腾辛是故意杀人还是出于愤怒或激情杀人达成一致，法官宣布审判无效。第二次审判中，陪审团依旧陷入僵局，检察官随后撤诉。
《卫报》称，观察人士认为，弗洛伊德案意义重大，或将成为美国执法部门问责方式的“分水岭”。至少两件大事发生了转变，首先，该事件推动大规模抗议活动，呼吁改变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问题及暴力执法问题。其次，该事件标志着“沉默蓝墙”的崩溃，“很明显，美国警方和美国自身也在这起案件中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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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杨立群
本文作者：裘雯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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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新华社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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