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和他的电影:绝对现代极度自由(3)

然而，戈达尔“好战”的性格，也让他在上世纪60年代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政治批判之中，他的一些作品既是对个人欲望的解放，也是对集体主义的破坏，累积到1968年，就成了那场著名的“占领戛纳”行动。此后，戈达尔开始拒绝整个法国电影产业，投靠更加“世界化”的革命阵营，以至于身边人都受不了了，离他而去。
对于戈达尔来说，《一切安好》是他政治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法国左派电影的告别。曾经喜欢把抱怨写进台词的戈达尔，此时逐渐把自己的兴趣转向视听技术的可塑性上，甚至从他并不熟悉的电视媒介中，获取各种影像实验的价值，乐在其中。

直到上世纪70年代结束，戈达尔才回到观众面前，用一部群星云集的《各自逃生》，展现出自己依然具有优雅的审美。50多岁的戈达尔，就像剧中人物一样渴望空气和阳光，在诗意的慢镜头中摆脱僵局，把愤世嫉俗压在了箱底，似乎恢复了捕捉整个世界的审美能力，再次获得评论界和影迷们的一片好评。
“我尝试冒着死亡的威胁，去完成我唯一存活的使命。”
这是戈达尔在人生第三阶段的自我总结，《各自逃生》《受难记》《芳名卡门》《向玛丽亚致敬》，戈达尔又变得那么自信、洒脱，涉猎丰富，对于音乐、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形式的汲取，对于宗教的探究和年轻女性的歌颂，满是活力。伊莎贝尔·于佩尔、朱丽叶·比诺什、玛鲁施卡·迪特马斯、娜塔莉·贝伊……这些青春美丽的女星，也愿意来陪伴戈达尔，完成他对世界的蔑视，毕竟大师只要稍微显得世俗、商业一点，就足够好看了。
但步入晚年的戈尔达终究还是孤独的，在皇皇巨著般的《电影史》和《12月的自画像》之后，他迅速进入了一个“与电影共度余生”的最终阶段。前者是对西方艺术史的“灵魂捕捉”，后者是对自己的“无情解剖”，戈达尔旁观着这些音画剪辑给观众带来的困惑，那种“催眠”效果正是他希望营造的沉浸感。《爱的挽歌》《永远的莫扎特》《德国玖零》《我们的音乐》里，都不乏对世界秩序的崩塌、强权的抵触和对人类历史的终极思考，但纯粹在视听感觉上，就足以让人想象一个久违的乌托邦，这一切由外而内的尝试，最终沉淀为《电影社会主义》《永别语言》和《影像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