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煜揭黑事件：抗肿瘤治疗“人财两空”谁之过？(5)

《管理方法》同样规定，医师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就开具抗肿瘤药物处方、使用抗肿瘤药物而造成严重后果，或凭借处方牟取不正当利益，均会被医疗机构取消处方权。
关于备受关注的超适应证使用问题，《管理办法》也做出规定：
医师应当根据组织或细胞学病理诊断结果，或特殊分子病理诊断结果，合理选用抗肿瘤药物。原则上，在病理确诊结果出具前，医师不得开具抗肿瘤药物进行治疗。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诊疗规范、临床诊疗指南、临床路径或药品说明书规定需进行基因靶点检测的靶向药物，使用前需经靶点基因检测，确认患者适用后方可开具。加强对肿瘤细胞耐药发生机制及其对策的研究，针对不同耐药机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增加患者获益可能。
在前述的闭门会议上，甚至有专家指出，国家试图在抗肿瘤药物领域建立与抗菌药物监测网一样的监管机制，从而规范相关药物使用行为。
然而，规则制定到落实仍然困难重重。
一位综合医院药学部主任在该会议上表示，《管理办法》中针对限制级药物范围并没有细化的标准。上市时间短指的是多久？价格昂贵具体要多贵？更为麻烦的是，此类分级标准需由医疗机构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但如果完全按照目录要求，临床用药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除《管理办法》与现有政策的冲突外，肿瘤医生与临床药师还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境，即医保局推进的带量采购政策与国家卫健委主导的基药占比考核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将会导致的问题并非抗肿瘤药物的滥用，而是该用的无法用。
近些年国家推进4 7带量采购，数批抗肿瘤药物引入医保目录，以解决张煜医生提到的药价虚高、医疗回扣等问题。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药剂科主任在上述会议上表示，卫生系统对药占比考核很严。由于价格昂贵，抗肿瘤药物、靶向药物，很容易便把基药占比拉离了综合性公立医院的要求。
指南滞后、《管理办法》标准不清晰、带量采购与公立医院绩效考核间的矛盾，也许是抗肿瘤药物使用面临的真正问题。而另一方面，所有个性化治疗的基础，首先是规范治疗，在规范治疗的框架下，才能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个性化调整，将肿瘤治疗规范化，是第一步。
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终身教授张玉蛟曾撰文介绍，被各种医疗保险奉为圭臬的NCCN是每个美国医生都应该遵循的，且实施“临床科研”的探索性治疗前，必须有完整的科研计划，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病人知情同意，才能实施。而在中国，对于这部由医院自行制定药物分级标准的《管理办法》，张煜向“医学界”表示：“希望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