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难啊！"——来自老娱记们的内心苦楚(6)

希望将娱乐记者逐出新闻界的人认为，狗仔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将一切可能会引起关注的信源刺激化、“娱乐化”，肆无忌惮地打着“舆论监督”和“新闻自由”的旗号从事“地下工作”。说他们是干新闻的，但是新闻价值观并没有将真实性、客观性放在首位，与引导社会舆论、承担社会责任更无关联。对于“狗仔队”来说，最有价值的信息主要是娱乐艺人的奇闻轶事和隐私生活，其报道内容大多与绯闻、离婚、性、暴力、死亡有关。对采访内容进行加工剪裁、断章取义，只报道与绯闻、隐私有关内容，甚至道听途说，在证据不全、新闻来源不确定的情况下凭空猜测和想象，“创作”娱乐新闻误导受众。
“狗仔文化”不仅是法律权利与道德拷问的商业博弈，也是满足新鲜刺激与捍卫人性良知的博弈。
美国普利策奖得奖的报道不乏踢爆高官性丑闻的精采作品，其实也是“狗仔式”报道。《纽约时报》就曾独家揭发纽约前州长斯皮策一掷千金召妓内幕，时效抢先、属性精确详实，获突发新闻报导奖。
盯着明星的裤裆还是盯着官员的裤裆？
只要摆正姿态，狗仔文化或许有助于新闻自由与揭发社会黑暗面，监督的对象如果是官员的道德问题，当然会有不同。多报道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新闻，娱记、狗仔才能“正名”，狗仔文化也才有“雪耻”的一天。
娱乐至死，单向度的人, 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因为娱乐业的主要目的就是取悦观众。
奥威尔担心的一九八四似乎逐渐远去，但赫胥黎的预言却成为了现实。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担心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人们在碎片化的巨量信息里越来越变得自私和被动，他还担心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会陷入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之中。
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解构了所有的一切，世界毁掉了自身，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只能玩弄剩下的支离破碎的碎片。
媒体制作、播出的格调不高的娱乐类、选秀类节目过多，制造笑料、噱头、“恶搞”、“戏说”过滥，连新闻、社交类节目也参进“娱乐”元素，甚至用打情骂俏、大话性感、卖弄色相的情结和画面，来取悦观众。
短暂的娱乐满足感带来的是快感过后的深层次的空虚，这些信息并不能提升个人的素质或和增长知识，更多地是一种负功能。
娱乐思维存在于所有的公共话语和言论中，社会的文化内容也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反思，当今社会是不是出现了“过娱”或者“娱乐至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