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十五周年祭，一生只拍八部半(3)

〈杨德昌：听他的枪声，看他的孤独〉
贾樟柯文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那天为什麽没有主动走上去，跟杨德昌导演打个招呼。
那是1998年10月，在釜山电影节。杨德昌导演带著他的电影计画《一一》参加。这是一个为新电影融资的项目，因为是第一届，所以主办方邀请了很多导演。我带著《月台》前往参加的时候，才知道还有很多前辈遵演也在其中。那一年田壮壮导演和江志强先生带著《狼灾记》，关锦鹏导演带著《有时跳舞》也在釜山.12年过去，田壮壮导演执著如初，他在去年终于完成了《狼灾记》。而杨德昌导演，他为我们留下杰作《一一》人却已经走了三年。
我还清晰地记得离开釜山的那个早晨，酒店外面零散站著几个人，大家在等大会派来的车接了去机场。杨德昌拖著行李从酒店大堂出来我一眼认出了他。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个子很高，戴著眼镜。我一直注意著他，直到他上了一辆汽车走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他去世以后，我常问自己：那天，为什麽不上去和他打个招呼？和他讲讲话？
看杨德昌的电影，是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开始的。其中有一幕，青年男女在郊外漫步，突然远处传来清脆的枪声，他们停下来，枪声在寂寥的郊野迴响。远处，一对军人趴在地上，端著步枪在打靶射击。这一幕让我瞬间回到我的童年时代。
在大陆，在我家乡的郊野也常会看到民兵打靶。那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裡还有军事化生活的痕迹，还有对战争的恐惧和防备。整个县城，每一个国营单位都有一个民兵组织，我的母亲就是他们糖业烟草公司的民兵排长。平时县城裡的人们酿酒、卖香烟、生产拖拉机配件、造纸印刷.....有谁会想起在他们的仓库裡，其实还藏著一些步枪，这些枪是为了抵缧台湾打过来的，或许也是准备我们打过去的。
没想到我在杨德昌的电影裡也看到了熟悉的打靶的幕，电影裡少年与少女看一群人匍匐在地上，对著靶子射击。作为观众我知道，他们最大的假想敌当然是大陆的共军。从杨德昌的电影裡，我们第一次看到原来两岸有著相同的生活、无论是共军的“群众”还是国军的“民众”原来我们有著相同的紧张、相同的对对方的防备。这一下子增加了我和台湾电影的亲近感，不知道为什麽，突然有了一种自己人的感觉。原来，我们这么相像。
两年之后，我在巴黎看到了 《一一》。那时候我滞留法国，在巴黎等去多伦多电影节的签证。一个无比无聊的下午，不想在屋裡傻待著看雨，便出门习惯性地去了庞毕度中心旁边的那家MK2影院。远远地看见弯曲排队的人群，人人雨中静立庄严如等待移民签证。不，他们是在等著看杨德昌的《一一》，能有什麽更比这一幕更让电电影工作者感动呢？我排在队伍中，于是眼前捧场的观众中有了自己人在《一一》之前，从《恐怖份子》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试图用一部电影来归纳全部的生活，想用一部电影讲述清楚他眼中的台湾的全部。但，这可能吗？《一一》做到了，杨德昌告诉我们：一部电影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一部电影也可以囊括中国社会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