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困局——日本影片《检察方的罪人》观后(2)

23年前，正是这个松仓重生涉嫌杀害16岁的女高中生，却因证据不足而未能被定罪。彼时，与被害少女久住由季相知甚笃的最上毅还是市谷大学法学部的一名大学生。多年过去，由季被害而凶嫌逍遥法外始终是最上毅的一块心病，尽管该案已过了追诉时效。为了使松仓不再逃脱法律的制裁，更为了恢复当年被破坏的正义，在明知已掌握的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最上毅选择了伪造证据的方法，利用职权的便利营造出松仓行凶杀人的假象。
与最上毅不同的是，刚刚入职不久的助理检察官冲野并不曾经历那段痛苦的往事，他基于客观中立的司法精神，坚持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对事不对人。在意识到上司最上毅已经陷入偏执的自我正义的情况下，冲野毅然决然地选择辞去检察官的职务，以律师的身份为被告人松仓辩护。最终，松仓再次被无罪释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松仓及其支持者庆祝冤案得雪的当晚，得意扬扬的松仓被一辆“操作失误”的轿车当场撞死。“人渣”松仓虽然摆脱了法律的指控，却未能逃脱最上毅精心设计的报复，这让坚守司法正义初心的冲野再次陷入了纠结和沉思。
自然正义与司法正义
司法正义作为人类正义的高级形式，自其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就以冷静、客观、中立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源自于人类理性，更标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即国家理性的出现。通过国家机器输出的正义在提高正义的整体和一般水平的同时，作为代价，它要求人们克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自然冲动，放弃曾经拥有的自然权利。自然状态下，“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上》）而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是之，甚至进一步肯定到：“（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公羊传·庄公四年》）可见，当国家正义不在场的情况下，自然正义的实现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尽管其实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然而，现代国家为了获得正义的最大公约数，确保正义输出的稳定性，在实现正义的道路上却不能如此恣意和任性，司法权力的运行要受到各种制度性因素的约束，具体就体现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和要求，如无罪推定原则、时效制度、辩护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
相较于自然正义，司法正义以其更为规范和专业的形象较好地回应了复杂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于正义的需求，然而却不能保证自然正义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得到充分的实现。有时，为了维护整个司法体系的权威性和司法程序的持续运转，甚至不得不牺牲个案的公正，这也是现代司法体制最受人诟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