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电影，不一定要激烈控诉丨专访《我是监护人》导演敬然(3)

“就是要把石路的所有出口都封上，比如缺少家庭庇护、比如工作陷入困境，在充足的挣扎空间里，让主人公去找一条和自己和解的出路。”包括把中国式父女关系嵌入美国这样不适配的环境里，也是为了让女主接受多元文化，在更多不同的观念的对冲中帮助自身认识到和父亲间的不同表达方式。
“影片中的人物大多都是有原型的，比如我有一个同事是墨西哥人，我经常会去他们家吃饭，他们的家庭观念很强，家族里的人虽然崇尚集体主义，但他们是互相支持个体的求同存异式集体主义。”影片中的罗德一家就是取材于此，但女主石路的形象塑造比其他人更复杂一些。“石路的身上不但有我个人的影子，也有和我同龄、在异乡打拼的普罗大众的影子，她是一个集合课题。”
相比其他类型作品，亲情影片是最容易让观众共情的，因为亲情是绝大多数人心中最本源的情感之一，但它同样也是最容易陷入创作窠臼的类型，缺乏创新的角度正是亲情电影一直以来备受诟病的话题。

对此敬然表示，亲情电影的难点就在于它的落点不好抉择，如果要创新，势必就要选择特别犀利的落点，但同时也代表着影片失去了它最大的特点——共鸣性。因此大多数亲情电影选择主打大众情绪，但这个创作方向同样也有难点：要找到独特的创作视角和故事切入点才能真正触动大众情绪。
同时，亲情电影也有它多元化创作的方式。以不同的关系切入，亲情电影会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比如《你好，李焕英》以母女关系切入，而大多数家庭中的母女沟通都比较透明，所以这样的影片大多是强情绪走向，它追求的是情绪的释放感。

以不同的情绪切入，亲情电影也会呈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比如电影《艾曼达》便沉浸在比较压抑、克制的氛围中，影片主人公小女孩和舅舅在处理死于暴乱的妈妈的尸体时，没有刻意煽情，反而影片从头到尾看起来都很优雅，这也是敬然创作亲情电影时比较向往的一个出发点：“人在经历过伤痛之后，该如何面对伤痛、如何继续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