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假定性叙事与人性的深度追问——评姚鄂梅长篇小说《十四天》

我们注意到，早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就已经有一些敏感的作家捷足先登地以小说创作的形式回应这场新冠疫情劫难。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2021年之后，这一方面的作品，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在渐次增加的过程之中。虽然说其他的同类题材作品肯定各有千秋，但仅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来说，截至目前，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姚鄂梅的这部篇幅不算太大的《十四天》。在没有阅读作品之前，仅是这个标题，就已经引起了我足够的现实联想。一般来说，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被迫自我隔离的时间就是十四天。在这部直击当下时代新冠疫情现实的长篇小说里，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是，姚鄂梅到底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艺术地切入到疫情现实之中？
当下时代的中国社会，虽然在所谓现代性的冲击下，家庭或者家族观念的重要性，较之传统时代已经降低了很多，但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民族相比较，我们依然是最重视家庭或家族观念的。正因如此，中国的很多作家才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选择家庭或家族作为自己的切入点。借助于家庭或家族的透视，作家往往可以巧妙地折射表现总体意义上的社会问题。
这部《十四天》中，姚鄂梅的睿智之处，首先体现在她选择了家庭这样一种基本的社会细胞作为自己的艺术切入点。在这部很难说哪一位是小说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中，整个故事情节的始作俑者，是地处鄂西南地区宜都市一位特别好面子的名叫刘玉成的普通市民。刘玉成和妻子秀芝育有二子一女。大儿子刘子建，是一个不通事务，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单只是恋爱结婚一事，就让刘玉成夫妇操碎了心。既如此，最终成为他妻子的武汉本地人圆圆的出现，对刘玉成夫妇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福音。由于宜都和武汉相隔太远，两亲家连同婚礼在内，一共只是见了两次面。没想到，就在婚礼上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这位心胸不够宽阔的刘玉成却心里头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一定要和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亲家比一比的念头。

从根本上说，刘玉成如此一种看似莫名其妙的精神情结，其实还是自卑心理在作祟。他一个扳回面子的计划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武汉那边的亲家请到宜都来过一次年。一方面是刘玉成意欲通过对自家三层楼房的炫耀而扳回面子，另一方面是亲家吴爸爸丝毫没有推脱的积极配合，两家人合并在一起度过2020年春节的计划，也就被提上了正式议事日程。但其实，被刘玉成用来加以炫耀的资本，即那套面积多达七八百平米的三层楼房，其来历带有突出的“误打误撞”性质。尽管在刘玉成自己的感觉中，“幸亏当年没有跟风给她（刘玉成的妻子秀枝，笔者注）办‘农转非’，老老实实当他的‘半边户’。想想看，农转非三万多，如今的地皮费三十八九万，就因为他一个正确的决定，竟然全都省了，一分钱都不用出！”但事实的真相却是，并非刘玉成有非同寻常的先见之明，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而是当时的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替自己的妻子“农转非”，没想到随着时世出人意料的迁移，刘玉成的如此一种不作为，竟然歪打正着地成为了一种带有突出先见之明色彩的“正确”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