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前的今天，那个发出“青春之宇宙、青春之地球”呐喊的人走了.....(3)

黑云压城城欲摧，革命同志境况堪忧。李大钊深知形势险恶，但坚决不离开北京，而是沉着冷静地组织别人撤离北京。送走学生和战友之后，北方国共两党工作的千钧重担就全部压在了李大钊一个人的身上。为了安全起见，他把两党机关迁入苏联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内，工作和生活也都转入了更为艰苦的地下状态。
1927年4月初的一天，正在直鲁联军担任总参议的中共秘密党员杨度在太平湖饭店参加一次婚宴时，听说一个消息，张作霖已征得各国同意，即将派兵进驻东交民巷，李大钊等人岌岌可危了。
接到消息后，李大钊还是选择了留下，“我不能走，如果我走了，北京事情谁来做呢？”李大钊的不走，还源于他早已宣布过的一种精神，“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成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李大钊的《青春》
1927年的春天无比寒冷。晚开的红梅预示着血雨即将降临。4月6日清明节那天，苏联大使馆院子里的柳树吐出了嫩绿的新芽，桃花和杏花含苞待放，处处透着春的气息。
一大早，小女儿在春天和煦的阳光下踏青，大女儿坐在外间屋的长椅上看报，而李大钊则静静地坐在桌前写作，一切都是如此的惬意与宁谧。赵纫兰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顷刻之间，这幅美好的图画就被枪械的碰撞声和沉重的皮靴声所吞没……
接着，军警们开始了翻箱倒柜地搜查。他们想从这位共产党“高官”的家里找到金银财宝。然而，他们失望了，只是在赵纫兰的身上搜到了一只金戒指和一块银元，这便是李大钊的全部个人家当。
此后的22天，李大钊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中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时光。他的供词始终是，只知道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其他同志的踪迹，概不知情。他在《狱中自述》中表示，自己“负其全责”，“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当然，这些并不是张作霖想要的。但因为没有从李大钊嘴里得到所要的东西，自然也无法给他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