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武汉日夜》：生死较量，大爱无疆

纪录电影《武汉日夜》剧照
中国观众最熟悉的与传染病有关的电影，可能要数《卡桑德拉大桥》 （ 1976年） 。在这部影片里，观众近距离看到了肺鼠疫可怕的传染性和可怖的死亡景象。影片的立意虽然指向官僚机构的冷漠，但观众仍然为其中的“英雄”所折服，他们在千钧一发之际临危不乱，在山崩海啸中力挽狂澜，同时又在患难与共中见证真情，烘托出伟岸挺拔又至性至情的形象。这种情节设置与人物刻画方式，此后几乎成了抗疫题材电影的标准配方。
抗疫题材电影可归入灾难片的类型范畴。传染病肆虐是一种极端情境，用极端情境考验人性的卑劣与高贵，在生命的脆弱与命运无常中书写真爱永恒，天然具有感人的艺术效果和隽永的情感力量。在《传染病》 （美国） 、 《感染列岛》（日本） 、 《流感》 （韩国）等影片中，这些“套路”屡试不爽。
日前上映的《武汉日夜》作为一部纪录电影，当然不可能用情节剧的理念来人为地强化戏剧冲突，也不能违背现实逻辑虚构英雄的惊天伟业，或者幻想爱情的感天动地。虽然纪录片追求真实、崇尚情感表达的克制自然，但我们还是有些错愕， 《武汉日夜》居然可以如此冷静地记录那些与死神较量的间不容发的场景和那些生死相隔的悲情场面，以及劫后余生的欣喜与激动。
相对于情节剧那种主线清晰、戏剧冲突一波三折的情节设置方式， 《武汉日夜》为了完成对一座城、一场“战役”的还原，选择了多线并进的结构方式，影片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超过10个，以挖掘更为丰富的故事。当然，这种全景式的扫描也容易带来剪辑上的跳跃与断裂，缺乏核心事件与人物作为情绪承载。尤其当影片省略细节的累积以及长期跟拍的过程铺垫，直接呈现结果，看似实现了叙事的简洁高效，但牺牲了情绪的饱满以及倾向性的自然流露。例如，志愿者队伍中王紫懿与丈夫相识两个星期便领证，固然表现了特殊时期的爱情速度，但观众毕竟会因为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情意涌动、甜蜜相处、彼此倾心的时刻而感到遗憾和突兀。
《武汉日夜》在一种旁观式的记录中，尽可能保持了冷静客观，不介入事件，也不与被采访者对话，从而保留了许多抢救病人的珍贵影像，同时也定格了许多日常性的温馨时刻和生离死别时的悲恸无声。甚至，影片中没有出现一个政府工作人员，这看起来有失公允，但影片可能想借此确立一种纪录的平民性、日常性，远离那种全局部署、宏大视野的高调空洞，尽可能地将镜头对准无数普通的医务人员、志愿者、患者，从而实现一种更为低调平和的主题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