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芽之旅》：离家远行是找到家中宝藏的唯一途径(4)

宠物的牺牲与自然的无情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来的理解现代性社会的核心概念。他认为由于人对自然的干扰范围和深度增加，风险由最初的自然状态逐渐变得“人化”，“人为风险成为自然风险主要内容，虽然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得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但是人类的制度和技术本身又具有新的风险”。
《铃芽之旅》做到了对这个理论的强化。当电影中状如火舌的“蚓厄”盘旋于东京上空，这本是明确的危机事实，讽刺的是唯有人眼无法看到。还有废墟之上的“往门”，废墟原本是温泉酒店、摩天轮乐园、电车站台，这些都是地理学意义上有益于人的经济对象，这些存在曾彰显着人类的特长——他们是善于将自然改造成“宠物和玩具”的创意家，同时也是一厢情愿的傲慢者。
不仅如此，这份傲慢也延伸至宠物身上。故事的结束靠的是“要石”小猫的回心转意，当它被铃芽对草太的情感“说服”，当它发现自己不是所追求的铃芽的唯一，只好再次选择做那个牺牲的主体，为并不爱自己的人类镇住灾祸。这样的处理自然是引发了电影之外爱猫人士的强烈不满，人们埋怨起新海诚（同时也是猫奴）的残忍。
但这恰恰证明了人类自古以来对“掌控欲”的癖好，著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就在其著作《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中揭示人对宠物的实质：“感情会缓和支配，使支配变得柔软并易于接受。不过只有当关系不平等时，感情本身才可能存在。这是人对能够关照庇护的事物表达温暖之情和优越感。‘关照’这个词散发着仁慈，以至于我们乐于忘记，在我们并不完美的世界上，关照几乎不可避免被庇护和屈尊俯就而玷污。”
所以说，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宠物，人应当认识到自己“支配”能力的有限，《铃芽之旅》做到了强调这种非人类的主体性。新海诚曾谈及本片的一个缘起，是大地震后及疫情期间两次看到的樱花自顾盛开的景象，他体认到在人的悲痛氛围之下，自然的美丽和冷酷。电影最后，他也乐于呈现出这种自然的“无情”——当一切归于平静，被铃芽和草太封印住的“蚓厄”化为泥土落到了地面，长条的泥土后来成了被植物覆盖的山脉。
“其实没有人，就不会产生灾害。如果没有人，只是大地摇晃，病毒出现而已。灾害也可以说是某种大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业。”新海诚说。
虽然灾难总难避免，但这部电影做到了清醒和抚慰并重。它并未逼迫你去接受现实一切，只需要你去听那一次次的开门与关门声——新海诚给出“门”的另一层寓意：“每天，我们出门的时候会说‘我出发了’，回家的时候说‘我回来了’，虽然日复一日重复这些话语，其实这是我们给家人许下的一个小小的承诺，包含的意思是：今天我也一定会平安回来。灾难让那么多人突然变得有去无回。因此，日常生活能够平平淡淡地继续，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