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可见”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第一步｜女性学者访谈③(3)

尽管自嘲“我这种知识分子总是缺乏行动力，想得太多，做得太少”，陆晔在学术研究内外，却一直处于行动之中。她强调实证研究，大部分课题都建立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在采访中针对一些新的传播现象，她总是谨慎地回答，“没有经过实证，我不敢妄下结论”。
陆晔曾几次前往贵州海嘎小学，探望一群因一条短视频而走红的玩摇滚的女孩们。她目睹了女孩们在摇滚乐中获得的快乐与自信，持续关注着女孩们从小学升入初中，并期待着她们走向更大的世界、改变被轻看的命运。她说：“至少这些女孩可以读到高中毕业，至少这些玩过电吉他、打过鼓、玩摇滚的女孩，不会像自己的妈妈一样被家暴。”
对于这群女孩的特别关注，既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也与陆晔的生命体验和公共关怀一脉相承。尽管不是专门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陆晔在日常生活、学术田野中总是本能地关注着女性个体的命运。当意识到一些曾经遭受不公对待的女性因为新的媒介传播方式而被看见、被关注，脱离肉身、甚或摆脱性别差异，这种感动便成了陆晔进一步研究的动力。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陆晔的专访。
“看见”被影像改变的命运
新京报 ：你在2018年主编出版了《影像都市：视觉、空间与日常生活》一书，这本书关注到了影像都市、户外大屏幕、真人秀和秀恩爱等几个当时新兴的传播学话题。你为什么会选择影像传播和城市影像作为研究对象？
陆晔 ：《影像都市》不是我自认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的价值在于其中有几项比较重要的观察，尽管在理论部分我特别不满意。
首先是关于上海世博会的研究。过去博览会多以实物作为最重要的展品，但是上海世博会在世博会历史上第一次影像展品数量超过了实物。当时所有需要排队的展馆都是主打3D、球幕、沉浸式影像的展厅。这就带来了一种新的情况：过去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除了旅行和阅读，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去博物馆观看实物，当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涌来，我以为最宝贵的收藏当然是非洲远古的木雕，但游客们却说，我不想看那块木头，我想看3D、4D的片子，这更直观。影像的过人之处在此初见端倪，而现在人们已经在讨论虚拟旅行这个概念。影像成为了社会重要的表达方式，这项研究对我个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原来的新闻编辑部研究覆盖不了的部分。
此外这本书中还提到户外大屏幕的研究。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大屏幕是外在于城市建筑的。先有建筑，之后再竖立广告牌和霓虹灯，但是当时我们忽然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把大屏幕看成是城市建筑本身的一部分，相当于一层电子皮肤，不是先有建筑才有大屏幕，它们就是一体的。这是挺重要的一点认知，和我之后关注短视频是有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