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可见”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第一步｜女性学者访谈③(10)

对女性议题的关注，与个体的生命体验一脉相承
新京报 ：你在论证短视频如何使普通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见”时，使用的多是女性改变命运的例子，你的性别身份是否会对你的研究产生影响？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身份？
陆晔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个人比较幸运，女性性别身份没有对我自己的学术生涯造成太多困扰，我没有因为结婚生子就遭遇职场停滞。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能够一面带孩子（所谓“履行母职”）、一面写论文，但这是由我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第二个层面，在我个人比较幸运的同时，我会看到系统性存在的问题。因为我本科是工程专业，女生特别少，对于女性身份我就会比较敏感。永远有人会问，女孩子你学那么好干嘛，女孩子你学什么数学，女孩子你开什么公司？永远有这种声音。因此我很早就有这种自觉，很早就有这种需求，去打破这种刻板偏见。
比如在新闻学科，女性特别多，但是我们来看看，每所新闻学院的院长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学术委员会主席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在媒体业界，问题同样存在，大量记者是女性，但在编委层面又有多少女性？
一个例子，新冠肺炎期间，每家媒体都在向武汉派驻记者，某家媒体便让各位记者报名，并补充，“女生就不要去了”。编委群中可能唯一的一位女性编委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看的是记者单兵作战的能力，而不是性别”，但是大部分编委都是男性，首先他们会认为你太敏感了，其次他们会认为女性“不方便”。此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南极科考队需要邀请媒体跟踪报道，并没有对随行记者提出性别要求。但是到了媒体下发的通知，就成了派驻一名男记者，最好还是未婚。
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尽管我个人比较幸运，但系统性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第三个层面，我当然会从性别角度出发看待我的研究。尽管我不可能每一次都只关注性别议题，但是这根弦我始终绷着。在搭建理论框架时，由于我不是专门做性别研究的学者，所以我也许不会直接把性别作为研究对象，但我会以别的方式在我的学术生活提出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不管是做“成名的想象”研究，还是做“液态新闻业”研究，我关注的主要是新闻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性别没有作为主要的考量，因为我不是做文化研究或性别研究的学者，但是我在其中关注到的问题，我会在其他时候——比如课堂或公共发言中——提出。
我确实会本能地更多关注女性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我在做短视频研究时关注的是职业可能性的问题，但在做学术演讲和公共演说时，我会大量引用女性的例子。快手上的“老四”（老四的快乐生活）和“手工耿”也很可爱，但我会特意强调的却是“爱笑的雪莉吖”、“侗家七仙女”和山东快手村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