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我将自己疏离于世界”

1933年2月初，慕尼黑有个年轻人进入了某种形式的自我隔离。卡尔·阿玛迪斯·哈特曼（Karl Amadeus Hartmann）——这个名字的中间部分说明了他的职业——把他写下的乐谱锁进了抽屉，他决定，只要希特勒还在掌权，他的这些作品中哪怕一个音符都不该在德国奏响。

卡尔·阿玛迪斯·哈特曼
对于一个27岁的作曲家来说，这样的行为堪称勇敢。由此产生的代价可能远不止可能毁灭他刚刚起步的职业生涯。当赫尔曼·舍尔兴大胆地在布拉格指挥上演他的《苦难》（Miserae）时，德国大使递交了正式抗议，针对这部作品所题献的对象：“致我的那些不得不死去上百次的朋友们，那些沉睡于永恒的朋友们：我们没有忘记你们（达豪 1933-1934年）。”
哈特曼受到纳粹的旅行限制，但他的岳父，一位富有的实业家保护了他，使他免受残酷的报复，并为他在斯塔恩伯格湖旁边的一座别墅中提供了住所。哈特曼可能也获得了某种保证，只要他不乱说乱动，他的妻儿就不会有危险。曾经与我有过书信来往的伊丽莎白·哈特曼，将他形容为一位“被动的抵抗者”。我也从其他人那里听说，他会在晚上偷偷出门，协助流亡者翻过大山走向自由。哈特曼是德国唯一一个反对希特勒的作曲家，他以一种内在流放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将其称为“自我隔离”。
前几天，在我得知另一位自我隔离者——克里斯托弗·潘德雷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的死讯时，我播放了一些哈特曼的音乐。潘德雷茨基在登比察长大，这是波兰的一个小镇，犹太人口占了70%。他小时候曾经学过一些意第绪语的词汇和歌曲。然后他目睹了犹太人被成群赶入隔都，再被送上死亡列车。潘德雷茨基将他的意第绪曲调，以及其他许多音乐，一起压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