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成为了一位女性主义者？|戴锦华(5)

简爱 Jane Eyre (2006)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从一个19世纪的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穷牧师的女儿，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爱情，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真实的爱情，最后她嫁给了妹妹的未婚夫，然后死于难产，生命非常短暂，非常拮据，非常悲惨。她写的这样一部著作，毫无疑问是女性的梦想，是女性的白日梦，但是在这个梦想当中她传递出了完全不同的追求、反抗、极端大胆的冒犯和梦想。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简·爱不仅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柏莎）的重影，她还和罗切斯特是互为镜像。这才是冒犯。
这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而是一个平等的，由于女性的挑战、挑衅，由于女性的智慧和才华，由于她不妥协的战斗，赢得了一个阶级上比她高得多的男人的尊重，迫使那个男人把她当作一个平等的人。而在这个相互的平等当中，他们共同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的昂扬向上的战斗精神。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妹，他们是精神上的共同者。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在一个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极端歧视的结构之下的一对男女，而且是一对主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个时代的一个反抗的、独立的、智慧的女性，她怎么去表达她的愤怒、她的绝望、她的疯狂？在故事中她成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
这个故事毫无疑问的借助西方差异理论的二元论，重新表述了男人和女人，不过在这部著作里面把它表述成“你们男人”、“我们女人”，这是一种反抗的姿态。因为实在太久了，当男人说“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包括女人，但当女人说“我们”的时候，当然的包括男人，而且当然的包括了对男人的认同。所以在那个时刻，“你们男人、我们女人”，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反抗。但是接下来，比如说我们太多讨论，我们不在这一一介绍了，比如说斯皮瓦克就提出说，这里不是这么简单的你们和我们，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你们和我们：你们是谁？大英帝国的臣民们；我们是谁？柏莎，来自于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的混血儿。
大家注意，种族议题进入了。我读到斯皮瓦克时真的很高兴，因为这本书突然变厚了，你读到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个维度。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熟读《简·爱》，坦率说，我年轻的时候，它对我也就是一个玛丽苏的梦想。我年轻时经常说我想要一个带飘窗的房子，那个房子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那个飘窗，我可以坐在那里读小说。那时候就有男性带有善意或者恶意地说，你要的不是飘窗，是那个房子里的罗切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