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成为了一位女性主义者？|戴锦华(6)

简爱 Jane Eyre (2006)
同样的思路，我们看简·奥斯汀，讲的不是一个大家庭嫁女儿的故事，不是一个女人为自己找丈夫的故事，几乎是大英帝国崛起之前的英国的社会文化史。我说在《简·爱》当中，斯皮瓦克观点出来的时候，柏莎作为一个殖民地的混血儿出现时，你突然发现，罗切斯特婚姻的不幸之处在于他把自己卖到了西印度群岛。英国人有头衔，殖民者第二代有金钱，这是一个买卖，这是一个交换。
也在这个意义上你会看出来罗切斯特的耻辱是双重的，首先是性别的耻辱，关系是颠倒的，一个男人盲婚哑嫁地把自己卖了。同时是种族的颠倒，他必须降低自己的身份嫁给血统不纯的被玷污的那个角色。同样你就会发现，简·爱最后说：“我是一个自由的女人，我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她以真正的独立面对罗切斯特的时候，不光因为罗切斯特瞎了残了，还因为她有了遗产，经济的平等。
我们经常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人的一间屋”，但伍尔夫在同一篇文章中说道，在“自己的一间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自己的支票本”，也就是经济独立。鲁迅先生说，首先要有独立，“首先要有经济的保障，爱才有所附丽”，否则的话，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简·爱说我是独立的，我是自由的，可以以自由的和独立的人和你面对的时候，因为她有了那个遗产。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重要的面向，让我们去看这些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她们的性别意识是怎么在当时时代的规范之下流露出来。但是此后的论争把其他的面向补充进来，我们是女人，是社会规定我们成为女人。西蒙娜·波伏娃的那句话今天听起来已经太老了，但也经常被人们忘记：“女人不是生而而成的，女人是被社会建构而成的”。

电影《时时刻刻》中，妮可·基德曼饰演伍尔夫
我想在座的朋友不会问我说，那我们在生理上是女人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说，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能回答生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两性差异，哪一天？就是当文化的、压迫性的、歧视性的表述被破除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生理结构所决定。同时我们的生理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是群体的而不是个体的？我经常说，某一个女人和某一个女人之间的差距可能并不比某一个女人跟某一个男人之间的差距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