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了一本“世界上最危险的书”|乔伊斯诞辰140周年(8)

《尤利西斯》所引发的狂怒是乔伊斯伟大之处的表现之一。他对抗审查制度的行为使小说获得了公众认可，并且让同道中人对他大为青睐（尤其是那些自认四面楚歌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的抗争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围绕《尤利西斯》的官司迅速将一个标准的先锋运动倡导者变成全部艺术的代言人，变成一个抵抗当权者压迫的创造力的象征。《尤利西斯》为艺术铲平了所有障碍，要求艺术形式、风格和内容享有毫无约束的自由。
乔伊斯对绝对自由的要求使他在艺术圈获得了特殊的地位，甚至在对他作品意见不一的人群里也是如此。1927年，当莎士比亚书店经营者西尔维娅·比奇正式开展抗议盗版《尤利西斯》的活动时，来自世界各地的167名作家签名支持；叶芝帮助乔伊斯在战争期间得到政府资助；T.S.艾略特扶持乔伊斯在伦敦文学界立足；海明威帮助西尔维娅·比奇向美国走私第一版《尤利西斯》；塞缪尔·贝克特在乔伊斯无法看清东西时根据他的口述做记录；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提议为乔伊斯跳窗以示抗议（谢天谢地，这个提议被拒绝了）。
在世事艰难之时，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许多捐助者帮助了乔伊斯。约翰·奎因购买了乔伊斯的手稿。乔伊斯最重要的赞助人是一位名叫哈丽雅特·韦弗的拘谨的伦敦老处女，她对乔伊斯的无私奉献让伦敦人以及她那虔诚的家族都百思不解。乔伊斯后来承认，西尔维娅·比奇将她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他和他的小说。《尤利西斯》的一个反讽之处在于，当它以保护女性读者的脆弱情感之名被禁时，其问世却正是得益于几位女性。它被一位女性激发出灵感，被一位女性资助，被两位女性连载，被一位女性出版发行。
20世纪20年代，西尔维娅·比奇第十一次印刷《尤利西斯》，这也帮助莎士比亚书店成为“垮掉的一代”流亡者的大本营。1931年，雄心勃勃的纽约出版商贝内特·瑟夫渴望出版这本高风险的、引人注目的小说，以使他的新公司兰登书屋一跃而起。瑟夫与理想主义的律师莫里斯·厄恩斯特合作，他们在德高望重的美国联邦法官面前为《尤利西斯》辩护。
所有的一切——艺术家、读者、赞助人、出版业以及法律都进行了一番转型——使得现代主义成为主流。乔伊斯的小说代表了一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不是一座高雅文化的竣工纪念碑。1933年秋天《尤利西斯》一案送到伍尔西法官面前时，纳粹焚书仅发生在四个月前，这就是拥有《尤利西斯》即使不阅读也不是一个懒散姿态的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的不祥氛围下，伍尔西的决策远不只是让一本书合法化。它将一场文化反叛衍变成公民德行。《尤利西斯》从文学炸药衍变成“现代经典”的革命历程，反映了现代主义在美国确立的微观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