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逝世25周年丨为逃避无趣，我们都曾如红拂般计划夜奔(8)

相比之下，对传统，我更欣赏李泽厚的态度[45]，即在一种对人类健全人格的关切下，在真正的比较文化的视野中正视我们的长处与不足，而不单以物质或科技的现代化成就论高低。不过在这里，我更想指出一件有趣并值得深思的事，那就是，八十年代甚嚣尘上的那些“道理”——姑且不论它本身如何——在王小波嘴里就是如此悦耳？为什么他说的东西大家就听得进去，类似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谓的“只具有实际职能的字眼”[46]，即引我们深思并在进入严肃思考的境地后就不再需要的某种“引子”？甚至，王小波本人都被看作具有真正的名士气[47]，鲜有偏执极端的感觉？冥冥之中，似乎“说理”这件事，不仅“理”本身是重要的，如何说，以及说的限度，也干系重大。
对“理”的表现，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很多时候都以极其幽默的方式呈现。在《红拂夜奔》中，李靖发明的开根号机器却被唐太宗用作杀人武器[48]，反映出的即为作者对中国传统中缺乏对“纯粹思维乐趣”的执著而偏重“实用理性”倾向的批判。就这一点，我基本同意周国平的判断，他说王小波的作品“在调侃中有一种内在的严肃，鄙俗中有一种纯正的教养。[49]”实际上，活泼灵动的《红拂夜奔》却以“年鉴学派”大家布罗代尔的杰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为开篇，本身就显示了作者怀抱的一种极为严肃的关切。而这关切的核心，清晰指向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缺失与局限。这与王小波的一篇杂文《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的论旨相呼应。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的确堪称严肃的学者型作家。事实上，以小说为载体，王小波曾对一系列重大社会人文议题都做过深入的思考。
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带着福柯的镜头，王小波把握了革命时期中爱情何以可能的逻辑。其要义在于，在严密的权力控制下，涌动着一股反权力介入的虐恋亚文化的暗流。在《未来世界》中，追寻前辈乔治·奥威尔的足迹，他又叩开了乌托邦世界的大门，直指不允许存在差别的世界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诡谲牵连。在剧作《东宫西宫》中，王小波不仅触碰到了“同性恋”议题，更对广泛的爱欲表达与文明社会秩序的关系做了极具“戏剧张力”的呈现。因之，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法同意冯唐的“王小波小说仅限于有趣”的观点。[50]
王小波始终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小说艺术与知识世界的探索，而反过来对社会生活抱持着一种既关切又超然的立场。换言之，他更看重“内修”，而非“外扬”。诗人欧阳江河曾说，王小波本人有一种“置身其间却又抽身其外”的精神气质[51]。他怀有一种英国文化里冷静、自省却又不失幽默的调调。在其对“侄子姚勇”做思想工作的光辉事迹中（《我怎样做青年人的思想工作》）[52]，王小波恐怕给读者留下了“他就是王二，王二即是他”的印象。更重要的，在这种自足之外，无数的“王小波门下走狗”怕是不止一次地惊讶于王小波涉猎的广泛。在哲学思想上，王小波倾心于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并以此作观照，对纲常化的儒家及其支配的传统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历史认知方面，王小波受影响于汤因比和布罗代尔，对至少在他身处的时代中依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反智”倾向保持着一贯的愤怒与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