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逝世25周年丨为逃避无趣，我们都曾如红拂般计划夜奔(9)

此外，王小波曾协助李银河展开中国大陆最早关于男同性恋群体的学术研究，并就该议题表达出如下立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性别之分，贤愚之分，还有同性恋和异性恋之分，这都是自然的现象。把属于自然的现象叫做‘丑恶’，不是一种郑重的态度。[53]”

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的指导老师历史学家许倬云结论尽管法国学者魏简（Sebastian Veg）倾向把王小波的创作看作某种公共领域的介入[54]，但我还是认为，王小波的落脚点终归是哲学意义上的个体。这也是他的一贯态度，所谓“我还是相信个体的力量。[55]”是个体在求取智慧、探寻有趣、把握性爱。不同的时代于小波来说不过是“游戏规则”的改变，“没什么道理可讲[56]”，关键的地方仍在于人主观上的变通与适应。在这种视野下，政治经济的考量、阶级的问题、社会运动的可能全部隐去。实际上，《黄金时代》中王二所具有的心智已然近庄子的“逍遥”。
只是于我个人而言，随着近年来政治立场的左转，王小波写作的这个方面已不大合我的胃口。他的文字也早已无法召唤出大学时代初读时的热烈与激动。但静下来想，王小波之所以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念念不忘，恐怕与政治观点无涉，而更多在于他的博闻强识、幽默诙谐以及用“思维的乐趣”为导引的智识生活。戴锦华说王小波“让我们快乐并沉思，让我们痛楚并欣悦。[57]”王小波对人世的态度，并不冷漠，也不是犬儒哲学的变体，而毋宁说，是一种接近儒者梁漱溟的人生格局。而这也是已故学者江绪林围绕“生命的厚度”的关切[58]，还是陈纯以“自由主义者的心力”为题回应前者的要义所在[59]。我们看到，在诸如“花剌子模信使”一类问题外，陪伴王小波更多的，还是杜拉斯的《情人》、图尼埃（Michel Tournier）的《桤木王》、王道乾与查良铮的译诗、基米诺维奇的数学习题集甚至还有C 语言。
一言以蔽之，王小波终归是有温度有现实关切的。要不他怎么会关注“甩手气功”的流行及其背后的“恶毒用意”（《写给新的一年·1997年》）[60]？何况，他也曾动情地说“假如现在形势不大好，我们也不会改变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写给新的一年·1996年》）[61]”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情怀之中有自我宽慰与幽默的成分，因之王小波留给世人的形象是儒雅明朗的，不炸毛，不为外物所役。他自不属于“民族-大众性[62]”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却“意外”提点了即使作为一个左翼分子也理应具备的心智，那就是：现实无疑是难改变的，甚至无法撼动。但这不应妨碍我们保有一片精神家园，作一时退守的良田，如此才能涵养精神，实现卢森堡百年前的期许——“要有耐心，鼓起勇气！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