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勇振谈蒋廷黻与胡适(9)

您写传记时，似乎一直与传主比赛智识，试图战胜他们，揭示他们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相。是这样吗？
江勇振：这个问题在我出版《舍我其谁：胡适》四部曲的过程中，就有一些人提出来过。我认为这是错把做研究当成是打擂台来看待的结果。这打擂台的比喻不只在跟胡适比赛，而且还跟其他研究胡适的学者比赛。先说跟胡适比赛。很多学历史的人都爱用侦探来比喻研究历史研究。这是因为研究历史所用的方法，特别是在寻找资料、线索，抽丝剥茧方面，无异于一个在办案的侦探。一如爱看侦探小说的读者最喜欢看到，而且常会引得他们拍案叫绝的，就是一个杰出的侦探跟犯案的人斗智，取得上风，而得以破案的结局。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侦探这个比喻，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立传的人跟传主也是在斗智的这个事实呢？至于跟其他学者比赛的问题，则更是不喻而明的了。学者之间如果没有存在着比赛的事实，学术怎能进步呢？
读完您写的传记后，不少人很佩服您那种老吏断狱的能力，但抱怨您写的传记不能给人愉悦感。有人甚至批评您“俯视”传主，砸烂偶像。您同意这一说法吗？您想写的是怎样的传记？怎样的传记是好的传记？
江勇振：所谓“俯视”传主的说法，应该不会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会说的话，因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就是在“俯视”历史的人。这是所有研究历史的大师的共识。用司马迁的话来说，他写《史记》，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何等气派！试想：如果司马迁不“俯视”历史，他要如何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耶鲁大学研究冷战的权威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教授，出版了一本讨论历史研究与写作的书，书名叫作“历史的景域：史家如何测绘过去”（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我举这本书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去找这本书来看，而只希望大家上网搜索看它的封面就可以了。这本书的封面，就是一个历史学家站在山巅上，“俯视”着群山及其环绕之下的山谷——历史的景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