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与危机年代的“建筑原则”(13)

维希留革命热情高涨，他不光是自己全身心投入，也希望 “建筑原则” 加入到这场运动中。然而巴夯对此却一点胃口也没有，他跟维希留直说不想去示威，别拉着他去。他并不觉得一说秩序就联想到法西斯。他觉得秩序意味着连贯，一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思考方式。巴夯希望这场运动能够提出新的思考方式和新秩序，然而参加这场“运动”的人只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撕开而已，并没有提供现实的选择。他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说到“（这场运动）使我想到了在法国南部解放以后的余波，十五岁的孩子被组织起来，拿着枪出去报仇。我不喜欢那些暴民心态。在教堂里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当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一个大组，每一个个体就会迷失。”
基于这种立场，他对维希留在五月风暴中的狂热，很有一些不屑。巴夯后来曾经语带讽刺地说“他可不傻。当那天警察猛攻奥德翁剧院，拿着警棍把每个人像赶牲畜一样往外赶的时候，他不在那儿。他回家洗澡了。”
两年后，大约是1970年，《今日建筑》编辑了一期特刊，主题是当代建筑的趋势。编辑请巴夯和维希留各写了一篇文章。写的时候，两人没有互通消息。巴夯在自己的文中写道：功能斜面并不是政治运动；它没有政治的议程。维希留读到这里的反应十分激烈，打电话给巴夯：“你怎么能那么说？！你知道我在68年卷入甚深，我冒着生命危险……”巴夯则以他一贯的直白方式回复 “‘建筑原则’有你和我两个人，在‘功能斜面’理论上也有你我两个人。你可以质疑社会，挑战建筑进程，但我不把那个看成是政治的。那根本就不是68年五月的政治感觉。你这么说太蠢了。”至此两人决裂， “建筑原则”不复存在。
在两人的合作中，涉及到了跟建筑有关的三个方面：艺术，社会和政治。维希留虽然也涉及到艺术议题，但他关注的始终是建筑和社会或政治的关系，他的《掩体考古学》出发点就是试图揭开地理政治学的基础。在“建筑原则”的写作主题也一直是跟社会危机和改造社会有关的议题，68年他本人甚至直接深度卷入了政治运动。巴夯则始终站在建筑的艺术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他本质上是个艺术家。
现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极为紧密，社会现实是艺术的出发点，艺术是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艺术可能会发现潜在的能量，提供更多的视角和真知灼见。巴夯和艺术家们的交游往来，当然使他具备了这样的眼光。因此，关于建筑和社会的议题，无论外界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有多大，巴夯和维希留的理念是高度一致，浑然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