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公司里来了年轻人(2)

她还记得自己在埃森哲的面试，昏暗的会议室里，公司经理步步紧逼：项目的总体架构是什么？项目有什么意义？数据的来源是什么？区如茵感到「被压制住了」，她回忆说：「问题答不上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写了一份很漂亮的简历，但里面什么也没有。」
在此之前，她投了三十余份简历，许多因为匹配度不高被筛掉，几次面试因为准备不充分而被淘汰，进入终面的只有三份。这三次面试以失败告终。
事后总结，她分析了自己眼高手低、没有全情投入等问题。她在公众号的文章写到：「一子错，满盘皆输。」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充分准备再落子的机会。疫情下，许多决断不得不变得仓促。宋安雅在今年三月之前从未想过「毕业后直接就业」的选项。在此之前，她刚刚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offer，却因为疫情关系，不得不将选择的道路删减至「就业或者延毕」。
此时，春招已经结束，本就缩水的就业市场更加狭小。延毕的确认日期一天天临近，投向各个公司的简历统统石沉大海，压力像关不上的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漫过了宋安雅的生活。
「我不是上海人，算是小地方出来的」，宋安雅说，「我当时其实可以选择延毕一年」，但多方考虑，她还是毅然把自己抛进「就业」这盘逆风局。
「投递了至少一百份简历」，宋安雅说，「毕业之前基本没有收到过回应」。
如果区如茵是被拒之门外，那么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宋安雅，市场并没有给她太多迈进门槛的机会。她第一次发现，即使名校傍身，市场对许多专业依然残酷：「我当时去一个企业（应聘），之前一直聊的很好，直到最后聊到薪酬」——宋安雅开出的价码是6500元——「于是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那家企业的预期是五千，」宋安雅回忆到，「五千，租完房子都不够吃饭。」
毕业后，宋安雅陆续收到了一些面试通知，但「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更夸张的，「没有基础工资」。从懒洋洋的面试官到穿着露肩公主裙的富二代，宋安雅奔波在高档写字楼和写字楼的缝隙里，挑选和被挑选，审视与被审视，几个月的时间很快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