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玟去世，我们对抑郁症还有太多偏见和误解(3)

图/图虫创意
第二种误读是强行将抑郁症患者的不幸同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挂钩。孙仲旭去世时，曾有论者暗示这与他作为“兼职翻译的艰辛与不成比例的收入回报”有关。
张进也承认译者生存状态艰辛这个事实，但他反对将此与孙仲旭之死勾连，认为这是典型的借题发挥，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事实上，在一个短时间内，仅仅个别诱因，不可能触发抑郁症”。
在浅墨身故一事上，同样出现了类似的强行解读，没有根据地将抑郁与绩效和工作进度拉上关系。一位接触过浅墨的媒体从业者在知乎上发文称：这些都是没有来由的猜测，“过于耸人听闻了”。
显然，这又是一种“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

甚至可以说：随意将抑郁症同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做关联是反科学精神的。
玛丽·简·塔基和简·斯科特在《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一书认为：“没有任何年龄、性别或社会群体可以对抑郁症免疫，即便我们已经在使用严格的标准来定义临床抑郁症，它仍然是一种极为常见的人类体验”。
在抑郁症无远弗届的侵略性面前，各个人群都概莫能外，这和你在哪个行业工作没有本质性联系。
当然，过大的工作压力有可能诱发很多疾病。但适量的工作对抑郁症甚至是一个正面因素。
《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指出：“研究表明，对很多人而言，就业对抑郁症的发展可能具有保护作用，而失业或社会经济剥夺等应激因素可能会增加个体罹患抑郁症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