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声生不息」的弹幕里做粤语警察？(9)

2019年香港非法示威集会现场
发生在两年前的暴力示威活动则更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
动乱事件对香港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4000亿港元，旅游、零售、餐饮、运输等各行各业都遭受严重打击。除了经济和民生水平的退步以外，更重要的是对香港与内地两方民众的严重撕裂——
对香港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冠以“港灿“、“曱甴”等侮辱性名号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简体中文互联网世界中的政治正确了，而这也不过是对香港网民将内地人叫做“蝗虫”、“强国人”的回击。
这种在歧视性称呼上的创造力反映的是两地观念之间深深的裂缝。
“推广粤语文化”正是为了填平这个裂缝，这是官方在推进大湾区建设、全力支援香港抗疫以外的一种文化上的努力。

但同样是支持推广粤语文化，有人秉持的却是另外一套文化多元主义的逻辑。
对于他们而言，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不应该由某些特定的文化来决定，不同的文化种群应当被视为普遍价值的不同实现形式，所以通过积极地去维护某种边缘文化，以形成对中心的一种抵抗态势，才恰恰是对一个社会普遍意义的最好守卫。
也就是说，支持“推行粤语文化”的两方，一个是为了弥合“缝隙”，另一个则是为了维系“缝隙”，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把诉求投向了这些德艺双馨的老艺人和那些有口皆碑的“港乐骄傲”。
双方看似殊途同归却实际上都适得其反。
因为重要的不是被他们共同守卫的东西，而是被他们共同排除的东西。
前者为了维持共同体的稳态，要把那些动荡的、异质于共同体的部分从被承认的名单中剔除；后者为了维系自身的合法性，则要把自己不断地指认为那些体面的、彰显身份的符号。
为了维护同一却把真正需要同一的差异排除了，而试图维护差异却又在确认差异的时候把差异同一了。
正如粤语文化区不止港珠澳和珠三角，也包括那些不发达的粤东西北地区一样，粤语的使用者也不止穿着人字拖和手里攥着好几串钥匙的包租公，也包括摄影师恭一的《盲》中那些广东乡村里“被捡到”“被使用”的精神病女人，和那些因为文化、语言、年龄甚至政治立场而被排除在外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