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天才亦友亦敌的一生，以人为镜正自身(3)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同为群牧判官，包拯为使。一天，群牧司牡丹花盛开，包拯置酒赏花，席间相互劝酒。司马光平时不喜欢喝酒，今天也只好勉强喝点。王安石却始终不喝，包拯也拿他没办法。司马光说：“我从这件事，看出了你做事真是从不屈就。”由此看出，王安石坚决得有点儿固执，而司马光尽管严谨，有时也可以通融一下。从政之余的建树，两个人也不尽相同。王安石既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成就卓越的文学家。他主张文章以“适用为本”。其散文多直指时弊，见识高超，笔力雄健，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长于说理，语言精练，意境含蓄。晚年咏物小诗精巧凝练。王安石的诗风对后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影响很大。其词创作，数量不多，却清新刚健，一洗五代旧习。司马光从政之余的主要成就在治史方面，他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常常顾虑历代史事纷杂，君主不能一一阅读。
为了统治者便于借鉴历代兴亡治乱的教训，他撰《通志》八卷进奉，英宗十分高兴，还设置机构，让他继续编撰。后来神宗命名此书为《资治通鉴》，亲撰序文，每日阅读。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大的不同，也是二人分歧的焦点，是政治方面。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中下层官吏的家庭，在政治上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王安石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他对“五行”做了新的解释，认为五行是物质性的“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王安石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通过理财和整军两方面的改革，富国强兵，抑制井。为此，他提出了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均输等新法，大刀阔斧，积极推行。新法的实行，确实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促进了宋朝在一定程度上的进步，维护了封建统治。但是，王安石的变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理财之法，虽为朝廷开辟了财源，同时也带来了聚敛病民的后果。其新政实施，虽在客观上打击了豪强，抑制了兼并，但从根本上说并不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只是缓和一下当时的阶级矛盾。可马光是旧党的代表，在政治上维护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