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贝与贝币》：在海贝中窥见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文明全景(2)

杨斌，浙江建德人氏，美国东北大学博士，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这本书
新京报：在中国，关于海贝的研究也有一些文章与论著，但它更多的是海洋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数人对海贝的理解也都仅止于海洋生物而已。我们很好奇，您是如何选定海贝作为全球史研究对象的？这是否与您的个人经历和爱好有关呢？
杨斌：研究海贝和我个人的爱好无关，但确实是因为我的研究而开始的。我在美国东北大学念博士时，选择研究云南。2000年夏天我到云南去做初步的调查，发现了云南四面不靠海，却居然曾经用海贝做货币，这引起了我的高度兴趣。2000年8月份我回到波士顿便告诉了我的导师Patrick Manning 教授，他马上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书，说西非的黑奴贸易也用海贝作货币。后来，海贝和贝币便基本构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一章，从货币和经济的转型来探讨云南融入中国的关键环节。
我们知道，先秦的中国，特别是商周时期，考古发现了很多海贝，甲骨文尤其是金文记录了频繁的“赐贝”仪式。按照教科书的观点，这些海贝是从南海或东南沿海而来，是中国最早的货币，我在博士论文中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可是，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我觉得这些观点缺乏证据，人云亦云，并不可靠。所以在此后的几年内我综合了考古学家的发现和研究，写了文章，指出无论文献还是考古材料都无法证明这些海贝的来源是南方，也不足以证明其功用是货币。 相反，文献尤其是考古都指向了印度洋才是中原海贝的最终源泉；这些海贝在商周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文化中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在周天子和诸侯盟约建立封建关系中具有关键作用；它们虽然承担了某些货币功能，但还不是货币。
除了云南和中原的海贝，三星堆也发现了大量的海贝。这些海贝和印度的、东南亚的以及西非的海贝一样，最初的来源都是印度洋，主要就是从马尔代夫群岛而来。既然它们来源相同，那么它们的不同经历和作用是否可以纳入一个全球性的框架呢？ 这便是我写海贝这本书的初衷和终极目标。因此，在踌躇了十几年之后，我在2017年终于决定将它写成一本书，从海贝贸易到各地如何成为（包括如何未成为）货币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它对旧大陆世界经济的关键贡献，以及新来的欧洲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贝币积累塑造了“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 此后又如何废止了贝币这个旧大陆的习俗和制度。因此，海贝对被殖民的亚非人群是一个象征和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