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贝与贝币》：在海贝中窥见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文明全景(3)

新京报：我们在博物馆里，经常能在旧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展品中看到出土的海贝，博物馆的讲解员会告诉我们在当时海贝是作为货币使用的，但你却在书中指出海贝在当时并不是货币，这个观点撼动了我们对货币概念的认知。你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
杨斌：这里需要说明，大众对货币的理解，往往是从财富的角度。因此，日常生活中泛泛而言海贝是钱，也不是什么大错。不过，经济学者对货币的概念有着相对明晰的界定。传统而言，某种物质需要具备三种功能也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才能成为货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钱，在上古中国，海贝是稀缺物，具有高昂的价值，也就是财富的象征，在有些金文记载中它还是价值尺度。因此，许多用贝作偏旁部首的方块字，都和财富有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还不足以证明海贝就是货币。事实上，海贝在商周社会没有成为流通手段，所以它虽然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价值或财富），但它还不是货币。
新京报：以海贝为主题贯穿整个全球史，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微观全球史”。很想知道你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有哪些技巧、方法和心得呢？
杨斌：这是一项非常宏观的研究，难度的确很大。海贝虽小，却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穿越三大洋。对于全书的章节结构安排，我花了很多心思。基本上我还是按照海贝从马尔代夫扩张的时空顺序而写，但是，海贝这个问题不为我们熟知的地区或国家的疆域所限制，所以我尽量强调它的跨地区的联系、发展、脉络，特别是内在的逻辑。此外，世界史或全球史为人所诟病的一个缺点在于宏大，宏大因而轻疏。这是我竭力想要克服的地方。很多年前，我在和已经过世的世界史前辈Jerry Bentley 的通邮中就说：世界史学者不仅要比地区史学者看得高看得远，而且还要和他们一样挖得深。因此，我在勾勒海贝的全球轨迹时，尽量采用各地的考古、档案、游记、法典等等，用扎实的地方材料来讲述全球的故事。有读者说这本书写得很好看，我听到后非常开心，因为我的确努力讲了很多海贝的故事，如东印度公司到印度淘金的年轻人如何利用海贝发财，琉球运送到明代江南的海贝，以及加州的淘金客写信给他在上海的兄弟制作陶瓷的贝珠卖给印第安人发财的计划等等。
总之，这些需要好好筹划。毕竟，历史学者一定要会讲故事，写得有趣并不会冲淡或降低学术价值。
这一年
新京报：面向2022年，你有着哪些新的研究计划和想法？
杨斌：2022年可能是我中文成果最为丰富的一年。目前有四个出版计划，三本书稿已经交付出版社，第四本计划在三月份交稿。 第一本可能有些读者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甲骨文工作室会出版我的一本全球史，题目暂定为《哪吒、火山和龙涎香》。这本书是我关于全球史的知与行。“知”就是理论，也就是我对全球史的理解：“行”就是实践，也就是我的一些全球史的研究。第二本书是饶宗颐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五年 (1968-1973)。饶宗颐的生平和学术，研究已经很多了，但对这五年，所有的研究不过是一两段话，语焉不详，而且谬误极多。我这本书就试图重建他这消失的五年。第三本是关于郁达夫的情感与写作，重新探讨了郁达夫的许多问题，如和名人胡适、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人的关系，他和王映霞的婚恋以及第三者的疑云等等。第四本书是根据我在“澎湃”的海洋史专栏“‘人’‘海’之间”发表的随笔编辑而成，尽量在普及海洋中国的基础上写得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