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急迫的问题，疫情将改变什么？这里有13份非标准答案……(2)

第二，国家基础性权力与社区自治的重要性均需得到认可，二者的良好互动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看到，志愿者们在社区、方舱医院、隔离酒店、火车站、机场等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体现了社会的力量。然而，疫情在欧美地区的快速蔓延，也让我们看清，若没有国家发挥“元治理”功能，公民社会不能独自应对如此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比如，美国应急管理体系被公认是样板之一，但在新冠疫情面前，决策系统出现问题，社区不能独善其身甚至还面临更大风险。而韩国、新加坡等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有效的隔离和检测措施，也是因为具备了欧美国家所欠缺的“基础设施性权力”。
第三，新兴技术及其新兴业态在社区防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网络技术、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快递外卖、社区商业、电子监控等，对保障疫情期间中国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对社区防控的有效开展，贡献巨大。
尽管数据安全立法还有待完善，数字政府和智慧社区建设也还有长路要走，但安全重于自由的理念会得到更多认同。当然，这种安全观应该以对公民隐私权的最大限度之尊重和保护为前提。
面对未来，所有的反思和经验都会成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但疫情之后世界并不会立刻变得截然不同。只有多年以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人们或许才会认识到新冠疫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阶段。由于发展不均衡、代际变化以及技术化社会的来临，中国的社会风险实际上要更加复杂——风险治理的难度也更大。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进入风险社会后，风险具有“飞去来器效应”——任何人、任何国家如果自以为得益于风险，也必将被风险所“回报”，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所有人的风险意识和参与风险治理的能力。在高风险社会，社区治理无疑更加重要。
或许，新冠疫情最大的影响，是年轻人（80、90后）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此意义上，疫情后的中国社区治理变革无疑将是巨大的。
代际变化和技术革新作为基础性的两大动力源，将推动所有反思和经验，以形成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乃至社会治理模式。
疫情后的社区治理将是在法治基础上寻求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平衡的过程。如果说传统社区依靠情感、抑或单位来实现社区之治，那么今后的社区治理则必然更加需要依靠契约、法治，依靠国家维持基础社会秩序和提供基本社会保护，并在这一基本前提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激活社会活力和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