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急迫的问题，疫情将改变什么？这里有13份非标准答案……(12)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恐惧我们会交付出更多的自然权利吗？疫情引起的恐惧是巨大的。首先是现实的死亡恐惧，在一个将活着视为生命第一要素的泛世俗主义时代，对肉体死亡的恐惧高于一切。与正常死亡不同的是，疫情的传染性让每个具体的死亡背后都隐藏着一种可能的死亡——死亡与每一个人都联系起来了，因为并不确定谁是下一个感染者。根据福柯的观点，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死亡的不在场，也就是死亡被神秘化了，这一观点适用于正常的死亡，却不适用于这种疫情的例外情况。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恰恰是因为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场，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包括死亡在内的各种信息传播和分享的速度、范围几乎是全覆盖式的，即使不在第一现场，每个人也都可以以一种“在线”的方式见证甚至参与现场，其后果就是，恐惧被加倍放大，并成为一种应急性心理机制。
正如巴迪欧所批评的：“所谓的‘社交媒体’再次证明了它们除了在充实亿万富翁的钱包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外，首先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充斥着精神瘫痪的大言不惭者的宣传，不受控制的谣言，对老掉牙的新奇事物的发现，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蒙昧主义的所在。”当然我对社交媒体并没有如此悲观，我依然认为社交媒体在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会抵消恐惧的心理学现实。而这一现实导致的后果之一，或许就是理性地接受管理和控制。这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一种权利让渡，正如萨林斯所指出的：“在理性的指引和恐惧的驱动下，人们最终同意让出他们使用暴力的个人权利，以支持一个君主……从而能够实现集体安宁和防卫的利益。”只不过这里的君主已经不是古典学意义上的统治者，而是后现代主义的“数字化”，更进一步，“数字化”所营造的纯技术的幻觉让我们放松了对被控制的警惕，没有人再愿意接受一个古典意义上的君主的控制，但是却愿意接受大数据的筛选、定位、引导以及全景式的监视。
我们可以预见，即使疫情在很短时间内结束，这种数字化的管理和控制模式也不会得到削弱，而只会得到加强。根本之处，在于他者已经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的恐惧，而数字化似乎是唯一可以抵抗这一“敌人”入侵自我的有效方式。在这种大趋势下，数字化生存已经是“众望所归”，在个人、政府和资本多重利益的叠加中，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也会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新的政治文明。
那么，针对前面的几个疑问，我们也许会产生一个新的疑问，难道只有这些看起来有点“负面”的可能吗？我需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自利、恐惧和数字化本身并没有“负面”或者“正面”的价值预设，对于其“负面”的感受，也许是人文学对于政治学天然的不信任。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可以用一种看起来更积极的词汇来描述这种可能，比如，自利主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一种自爱主义，而适度的恐惧会让我们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既然欲望和贪婪在所有的人类学中都没有办法泯除。数字监控也可以借助一定的律法予以限制，在最大可能上保持人的自然权利，并通过数字化将互助型的社会推向一个更完善的层面。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相当不错，而且显然会让我们好受很多。但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这种转化会发生？正如布莱希特那句世纪之问：“是的，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