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愿望，辛勤的汗水。凄美的未来，肃穆的葬礼。「上」(3)

16-17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17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
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17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着他的时光旅行机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20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17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
随着19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
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里，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