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神祇丨龙胜民族与民俗：瑶壮春秋祭社

西南山地是许多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壮、苗、侗、瑶可算是其中的“大族”，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排名位列第1、5、10、12位。因此在黔、湘、粤、桂等地区，随处可见某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的自治县、自治州乃至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与湖南交界之地有龙胜各族自治县，它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之一，拥有苗、瑶、侗、壮、汉五个民族。这里缘何成为众多民族的聚居地？在这片区域内，五个民族在文化传统与日常生活中又有怎样的联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从2018年春节开始了桂东北的田野工作。作为建筑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者，我的关注点自然是这些民族的家屋和聚落，想探知它们在空间营造与使用中的异同。但正如陪我田野的“外行”闺蜜所说，这些歪歪斜斜的木楼看上去都差不多嘛。除了那些只有“内行”才能看出门道的建筑细节之外，如何才能展现不同民族的万种风情？
在这个关于龙胜的系列文章中，我希望用学术研究的“边角料”——那些真正吸引更多人的民俗与故事，来呈现更为生动多彩的龙胜。
村落与社庙
社庙是全国各地村落常见的庙宇。已有研究表明，社庙祭祀起源于上古时期垒土为坛的土地祭祀，每年向一方土地神“春祈秋报”。“社”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聚落的“土记”，标志着一群人的入居权。在宋代，封土的社经历了人格化过程而进入神庙。流传至今的社庙与祭祀活动，又或多或少受到明初里社坛制度的影响，社庙的形式也颇为多样。特别是清代以来，社庙祭祀成为乡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手段之一，往往与乡约的制定、约正的选举相勾连（杜正贞：《区域社会中作为信仰、制度与民俗的“社”——基于近十年晋东南研究的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刘永华：《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赵世瑜：《历史过程的“折叠”与“拉伸”——社的存续、变身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在龙胜的几个民族中，红瑶、盘瑶与壮族村落大多留存有社庙，并且至今仍有祭祀活动。这些社庙的始建年代不得而知，但不会早于所属村落村人的入居时间，只可能是在明中期以后，呈现出土地神祭祀传统与基层社会管理的双重特质。如今所见的社庙大多是20世纪后期以来重新建造的，大多选址于村落边缘，或设于大树之下，或依附于巨石之侧。被村人称之为社庙的“建筑”形式也颇为多样，有的只是单纯的地公地母石像，有的则形成一到三间的小庙。后者往往不是单独为社主建造，而是与祖先等其他神灵的神位并列，封土或石头的社主形象与红纸的简易“木主”神位共存（图一至图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