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文化氛围，都建立在羞耻心上(2)

反对者的说辞我也了解。一个人懂得越多，他的意见就更值得听取，在今日的反智风气下是种很不礼貌的观点；一百五十年前，马修·阿诺德的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里宣扬文化是一种对完美的追求，今天听起来莫名其妙，想问怎么会有这种妄自尊大的荒唐念头。甚至看书速度快都隐隐约约有些不光彩，类似于一件你听说别人干过的事情，但总觉得不太明智：像高速开一百八、抽脂或者第一次见面就开房。我们特别喜欢伍迪·艾伦那句：“我参加了一个速读培训班，二十分钟就读完了《战争与和平》；这本书写了一些俄国的事情。”因为我们宁可相信最聪明的人都觉得《战争与和平》太长了，一个正正经经困在生活里的人是不会每隔几年重读一遍《红楼梦》的，一个喜欢说“我又开始重读普鲁斯特”这种话的人周六是没有饭局的。
我很多时候也售卖着类似的情绪，熟练掌握了一批很接近“五百次回眸换来和一本书相逢”的修辞法，一向年光有限身，满目的山河一味惦记远方是没有用的，不如怜取眼前书。当然这样的想法也没有多大毛病，但它并不排斥另一个无须含糊的立场，就是我们要很担心自己身处在一个把“名词解释”视作畏途的时代。要参与文化讨论，最起码要先知道古往今来大家喜欢的是什么，或者说，这点好奇心总还是要的。一知半解一点也不危险，真正的危险是在听到了一个明显很重要的名词，却把自己的无知看作一种宝贵的状态，类似新的美剧下好之前庆幸自己没有被剧透。好的文化氛围都建立在羞耻心上，闻名遐迩的“一战”前维也纳咖啡馆，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就写，当时奥匈帝国的教育特别压抑，但大家下课就飞奔去咖啡馆，只要听到别人说了个自己没听过的名字，会觉得被侮辱，转身就往图书馆跑。

《装X指南》原版封面上炫耀着史蒂芬·弗莱送的一句话：“我所有用来作弊的伎俩都被抖擞了。”弗莱的文艺复兴完人风范不用赘捧，他的回忆录《弗莱编年史》（The Fry Chronicle）也和茨威格一样，写自己不爱上学（但靠“作弊伎俩”在剑桥考试全优），有句话我大学里读了万念俱灰，一直记着，他说：“教育是课堂和讨论会中间休息时学生互相教给彼此的东西。”任何事，只要身边的人都在做，就不会太难。所以，我对大学的遗憾可能也不真的在于没有老师给我开书单——不排除我的“什么书都没看过”里有自己的问题，但多年来一直心安理得，是因为我一向把这件事归咎于我身边的人没有让这种状态变得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