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信息茧房要学会否定自己，接受我们不愿接受的东西：来自《幻象》的启示(2)

来自六十多年前的警示

在《幻象》后记中，布尔斯廷如此解释写作本书的原因：
“写作本书的主要动力，是我的个人经历：我看到的广告牌、我读过的报纸杂志、我听过的广播节目、我看过的电视节目、我看过的电影、我每天收到的邮寄广告、我在店里见过的商品、对着我讲过的销售话术、我听过的对话、我在身边感觉到的种种渴望。我所指出的20世纪美国所具有的倾向和弱点，也是我自己身上的。”
刘海龙买过一本《幻象》原版二手书，前一任主人在书名下写下“美国梦的破灭”，他觉得是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布尔斯廷在美国社会一个重要转型节点上写出了《幻象》——那个一切都井井有条，通过奋斗就能获得成功的时代已经结束，二战后，美国进入物质极大丰富的后现代、后工业和消费主义社会，品牌之间形成激烈竞争，为了争夺消费者注意力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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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过去为战争宣传而生的机制与手段被运用到公关、广告营销等行业中。为了提高可信度，吸引媒体注意力，将广告包装成有报道价值的事件的做法蔚然成风，这就是伪事件的形成背景。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视的出现，带来了图像革命，造就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大众媒体黄金时代，为伪事件的传播提供了绝佳舞台。
根据布尔斯廷的观点，图像革命始于印刷术的革新和摄影术的发明，至他书写《幻象》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电视的普及，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因此，《幻象》比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更早探讨了电视的文化意义。比如他在书中着重提到，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使得美国政治开始脱离现实，成为某种智力问答游戏。方可成认为，《幻象》最重要的方面是让我们看到，随着技术、商业、产业的发展，美国大众文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方可成指出，2016年后，美国智识界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重新翻出了《幻象》，试图从中获得理解特朗普上台的启示。而在当下中国的语境内，我们也可以将网红经济、偶像工业等话题放到《幻象》的框架中理解。这是《幻象》对21世纪的社会现实依然有解释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