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满底下的尖刺(2)

但它终于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质疑，或许可以说，它竟然能够被写下来，本身就意味着它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如今，这种想要生活“美满”的努力，看起来更像是悲剧，一场人人心知肚明又不忍心拆穿的共谋，也因此显出事与愿违的哀伤。淡豹在小说中恰如其分地书写出了这个转折时期的社会心态：人们内心其实已经在质疑，但未必说出口；他们甚至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只是依照着强大的惯性，觉得自己不得不那么做。
在这些故事中，她往往是以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在叙述，但无论是什么角色，通常都是一个“内部的外人”，仿佛一边在生活，一边又在审视自己的生活。那不仅仅像“后记”中所说的，是“在人海中打捞生活的骸骨”，更重要的是一种疏离的态度，这一点本身就是让很多人既不舒服也难以承受的，因为那意味着要把自己当作他人来看待。但如果因为这些短篇对女性处境的精确描述就把它看作是“女性文学”，那就错了，正如约翰·威廉斯虽然写出了“最好的西部小说”《屠夫十字镇》却拒绝被看作西部文学作家一样，在此探讨的其实是更为普遍的命题：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基本处境。
然而，这样的写法是很不讨巧的，因为它并不只是在呈现生活本身，也夹杂着对生活的反思，弱情节、片段化的意象密集、很多跳跃与留白——总之，看起来很难影视化，甚至会让读者感觉在跟进作者的节奏时相当吃力。第一篇《女儿》尤其有阅读门槛，在充分显示出淡豹的语言驾驭能力的同时，也使得阅读这篇小说本身变成了一种高难度的智力活动。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这部小说集在问世之后，激起了巨大的争议。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文学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作品，除了经典，大抵而言是现实主义小说。许多人都曾向我说过，他们心目中的“好小说”，首先一点应是深刻反映现实的，其次是能以最平常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好故事，而不要夹杂什么评论。在这样的口味之下，人们在意的其实既不是写作技巧上如何先锋，甚至也不是文学价值本身，而是其中蕴藏着的真实与温情，恐怕这也是近些年来描写社会问题的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大受欢迎的最根本原因。
相当诡异的是，这种受众的反应跟中国人对“美满”的心理期望类似，难以承受过于锐利的东西。这是一种直觉感性的判断，认为只有文学作品能传达出自己能理解、认同的价值，那才是“好”。1906年，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小说《欢乐之家》改编为戏剧，她预见这部戏剧注定会失败，因为她拒绝让女主角活下来，但她还是邀请文学批评家豪威尔斯到纽约观看首场演出。豪威尔斯离开剧院时转身对她说了一句话，直指戏剧失败的原因：“美国大众需要的是有幸福结局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