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满底下的尖刺(3)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大团圆”是一个常见的结局，这常被嗤为烂俗，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人们对此有着普遍的社会心理需求，因为人还是需要认可周遭环境，至少找到某种支撑，肯定自己的生活期许。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在结尾又写了战后一段模糊的感情、漂洋过海和简短的梦，为什么要这么写？如果结尾于中日战争，那就整个是悲惨的往事，充满人生的无趣和无常，被操弄的感觉，但现在这样写，就赋予了对痛苦的距离与超越，有些东西就明亮和“正”了，也给了书、给了人生以价值，与此同时，以乐景写哀，在文学上也有特殊的价值。
也正因此，余华这样的小说家在国内可以大获成功，像《活着》这样的小说看起来相当平实，没有阅读门槛，可以一口气读完，但又在悲剧力量中具有平静的强大力量，传达着中国人对生活的坚忍与达观。这恐怕也是普通人接受、理解、喜爱双雪涛的原因之一，他的小说往往也是在困苦中有暖意，有人和人相互支持的光照。无论是《平原上的摩西》还是《飞行家》中的短篇小说，几乎谁都能读得下去，而内行也能看出门道来，知道他在哪里写得好。
这样，在中国的文学市场上，一部作品的成功往往是“双重”意义上的，它必须得是“雅俗共赏”：普通读者首先期待它是一个“好故事”，对意识流之类的先锋写法敬而远之，也不怎么喜欢过于尖锐的“阴暗”主题，只有吻合这种心理期许的，才会受到欢迎；而与此同时，它又得在文学价值的层面，让批评家们看出它的好。
毫无疑问，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这不仅是因为小说家未必总能兼顾，又或对哪一边更重要有着自己的判断，有时也是因为那本身就是其风格所在：就《美满》中所展现的中国社会生活来说，要表现那种张力就无法忽视那根尖刺，而要理解它就不能缺少反思性——那本身就是这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议论”而已。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如何看待这部小说的问题，说到底也是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生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