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此走向虚无主义，这要从一张日食照片证实“相对论”说起(11)

同样，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个人良心（这是犹太－基督教伦理的核心，也是个人主义实现成功的主要发动机）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安全装置，被集体创造出来，以保护文明秩序免遭人类存在的可怕攻击。弗洛伊德主义包括很多东西，但是，如果说它有一个本质的话，那就是对罪的描述。1920 年，弗洛伊德写道：“严酷无情的超我与服从于超我的自我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我们把这一紧张称为‘负罪感’（the sense of guilt），文明已经通过弱化并消除这种负罪感，通过在其内部建立一个代理机构来监视它（就像在一座被征服的城市里派出一支驻军那样），从而控制了人们渴望攻击别人这样一种危险的欲望。”负罪感因此不是缺德的标志，而是美德的标志。超我或良心是个体为了保全文明而支付的昂贵代价，它在痛苦中投入的成本将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不可阻挡地增加：
“先兆性的外在不幸……被转换为永久性的内在不幸，被转换为负罪感所带来的紧张。”弗洛伊德说，他旨在向人们展示：任何人性弱点都无法解释的负罪感是“文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正如社会学家已经暗示的那样，就创造出那些使得犯罪和恶行变得不可避免的条件而言，社会很可能是共同犯罪的。但是，个人的负罪感是一种应当驱除的错觉。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个别犯罪；我们全都有罪。
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全都把同样的信息传递给了 1920 年代：这个世界并不是它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意识的经验主义感知塑造了我们的很多观念：时间与距离，对与错，法律与正义，以及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特性。但意识并不值得信赖。此外，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侵蚀了高度发展的个人责任感以及一套既定的、客观上真实有效的道德法则的基础，而这些正是 19 世纪文明的核心。人们从爱因斯坦那里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在这个宇宙中，一切价值衡量都是相对的，这个印象有助于证实他们对道德混乱的想象——这一想象既让人惊愕，又令人兴奋。
正如 W.B.叶芝所写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所释放出来的”难道不是“纯粹的混乱”吗？在很多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是罗马衰亡以来最大的灾难。德国出于恐惧和野心，而奥地利则出于顺从和绝望，都是以一种其他交战国不曾有过的方式想要这场战争。它标志着德国哲学中悲观主义浪潮的顶峰，这是战前时期它最显著的特征。德国的悲观主义与美国、英国、法国甚至还有俄国在 1914 年之前的那十年建立在政治变革基础上的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不是知识界的财产，而是在德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尤其是顶级阶层）中都可以找到。在这场大决战爆发之前，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秘书和亲信库尔特·里茨勒就发出了有点阴郁的音符，他的主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把德国和欧洲领入了深渊，里茨勒说：“总理预料，战争——不管它的结果如何——必将导致现存一切的连根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