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此走向虚无主义，这要从一张日食照片证实“相对论”说起(12)

现存的这个世界已经非常过时，没有理念。”7 月 27 日，他写道：“在劫难逃的厄运比高悬于欧洲和我们这个民族头上的人的权力更大。”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弗洛伊德出生于同一年，他仿佛就是“死亡本能”的化身，而后者正是在那个恐怖的十年结束时杜撰出了这个词。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样，霍尔维格也读过 1895 年出版的马克斯·诺尔道的《退化》（Degeneration），并熟悉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的退化理论。不管有没有战争，人类都在不可避免地退化；文明正在朝着毁灭迈进。这样的观念在中欧早已是陈词滥调，为人们认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Decline of the West）铺平了道路，而这本书碰巧出版于 1918 年，当时，那场预言中的自杀已经实现。
再往西边，在英国，约瑟夫·康拉德（他本人是个东欧人）是反映这种悲观主义的唯一一位重要作家，他围绕这一主题创作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诺斯托罗莫》（Nostromo，1904），《密探》（The Secret Agent，1907），《在西方眼睛下》（Under Western Eyes，1911），《胜利》（Victory，1915）。这些绝望的政治布道词，披着小说的外衣，宣扬了一个预言，托马斯·曼将在 1924 年以他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一书向中欧宣布这一预言，正如他两年后在《密探》德译本的序言中所承认的那样。在康拉德看来，这场战争只不过证实了人类困境的不可救药。从 60 年后的视角去看，一定有人说：康拉德是那个时代唯一其远见在每个细节上都依然清晰而真实的重要作家。
他把马克思主义斥为恶毒的胡说八道，肯定会产生令人恐怖的暴政；而弗洛伊德的观念不过是一种“魔法秀”。这场战争证明了人的弱点，但在另外的方面，它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会产生任何东西。庞大的改革计划，包治百病的万灵药，一切“解决办法”，都是虚幻的。1922 年 10 月 23 日，康拉德写信给伯特兰·罗素（罗素不久前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中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他在信中坚持认为：“在任何人的书里或谈话中我都找不到任何东西足以对抗我根深蒂固的感觉：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在劫难逃……对中国人来说，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唯一的疗救之道是内心的改变。但看看过去 2000 年的历史，没有太多的理由指望这种事情，就算人已经开始飞……他也不可能像鹰那样飞，他只能像虫子那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