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此走向虚无主义，这要从一张日食照片证实“相对论”说起(8)

他写道：“有相当数量的普通人，试图通过妄想改造现实，来保护自己免遭痛苦。人类的宗教必须归类为这种大规模的群体错觉。不用说，任何一个拥有错觉的人从来都认识不到这一点。”
这似乎是新时代的声音。并非第一次，一个 50 多岁的先知，长期在荒漠中备受冷落，突然间在镀金的年轻一代中找到了痴迷的听众。关于弗洛伊德学说，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变化多端，以及它的无处不在。对于每一件事情，它似乎都有一种新的、激动人心的解释。而且，弗洛伊德有一种特别的技巧，这就是简明扼要地总结范围广泛的学院学科中突然出现的新趋势，凭借这一技巧，他似乎以非凡的派头和专横的信心，把一些已经在精英阶层的头脑中酝酿的观念呈现出来。1920 年代初，很多知识分子发现，多年来，他们一直就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却并不知道这一点。这种吸引力在小说家当中尤其强大，范围从年轻的奥尔德斯·赫胥黎（他那部令人眼花缭乱的《克罗姆·耶娄》［Crome Yellow］出版于 1921 年），一直到忧郁而保守的托马斯·曼，对他来说，弗洛伊德就是一个“传神谕者”。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1年。图片来自 Wikipedia
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影响更大，即将到来的和平使他们意识到，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一直在而且至今依然在整个文化界发生着，相对论的观念和弗洛伊德学说既是这场变革的先兆，也是它的回声。这场变革在战前就有很深的根源。它早在 1905 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一场公开演说为它吹响了号角，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经理谢尔盖·佳吉列夫再恰当不过地发表了这篇演说：
我们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结性时刻的见证者，以一种新的未知文化的名义，这一文化将由我们来创造，也必将把我们席卷而去。正因为如此，我才毫不犹疑地向着美丽宫殿的残壁颓垣，也向着一种新美学的新戒律，举起我手中的酒杯。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享乐主义者，我能表达的唯一希望是，即将到来的这场战斗不要损害了生活中的赏心乐事，死亡就像复活一样美丽，一样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