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5)

中国古代《吕氏春秋》中《音初》篇是最早提及音与心之关系的文献，“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乐记》中“乐者，心之动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这里表述的是人心感于物的直觉反应。当音乐作为社会功能，特别是“礼乐”时：“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礼节民心，乐和民性，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本》)该段论述表明在社会仪式行为中“心”与“性”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中国传统音乐中文人音乐注重内心修养，许多文献和民俗资料都显示出对“心”的重视，如汉语“偏重心理，略于形式”；“言，心声也”；“琴者，吟心也”；“书法，心画也”；民间则有“饭养身，歌养心”等等，都说明了“心性”在中国文化艺术思维和行为中的重要性。中国传统音乐记谱法“工尺谱”“减字谱”都是以“心性”为基础的音高“动态式”阅读方式，而非五线谱“几何空间”为基础绝对音高的“静态式”阅读方式，静态式阅读的“心性”的表现已被固定的时间空间所规矩。
东方印度音乐没有记谱法，更依赖于口传心授，也注重“内圣”和“心灵的情感”。印度音乐美学的九种“拉斯”都是建立在生命九种心情体验之上的。西方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在谈到印度音乐时，也注意到东西方音乐的差异，如印度音乐心灵的流动及微妙变化和西方音乐建筑“大厦”精确建构在永恒的法则上，他讲：“在我看来，印度音乐就像一条河流，永远流动并在微妙的变化；而欧洲音乐则像座大夏，精心构筑在恒久的法则之上。印度人是把音乐当作他生命的永恒持续感的一部分来加以体验的。而我们的音乐是为明显的人造物，是件单独的工艺品。对印度人而言，每个个别的音符连同其所有变化和音色一道，等同于个人的拯救、屈从和隐忍等理念。……印度音乐的含义是要创造一种恒定不变的心境，而不是要把听众塞进情绪变化的五味瓶。……尽管我们可能很欣赏另一种文化，但我们却永远不可能深入它的精髓，哪怕我们很热爱它也罢。
任何文化其核心都是那样特别，那样独一无二，使得那些不生长在其中的人因破译不了它而只能汪洋兴叹。异文化的音乐永远超越我们的认知范围。”⑦“印度人的拉斯音乐都把听众领入它自己的时空，像精灵般铸造成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的另一个自我。”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