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的历史｜人生海海，勇气就是我们的“救生衣”(6)

然而，德国哲学家保罗·田立克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转变中潜藏的危险，预言了欧洲大陆或将陷于全面的动荡。
他指出，在古代世界，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自然的破坏力月战争，因此表现为人类对抗死亡和命运带来的焦虑；在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这种焦虑变成了对自身罪过和责罚的焦虑，人们通过参与教会生活来获取对抗的勇气；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集体勇气”被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勇气而取代。
但是这一转变背后的危机在于，新兴的民族国家观与技术决定论，彻底消除了基督教中的“原罪”，人类行为失去了制衡与反省，不受牵制的勇气将导致一场以消灭对手为诉求的野蛮丛林竞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证了田立克的预言。

一战时期欧洲地图
田立克指出，正确的勇气不是“不受牵制的残酷竞争”，而是“证明人生价值的努力尝试”：
举凡一切的道德观念、禁欲主义、犬儒主义、自然法权....这些都是人类面对虚无人生处境时所选择的回应态度，这些内省的态度证明了人类具有某种高于动物性的特殊品格，即存在的勇气。
道德勇气与技术理性
田立克的“内省勇气”与亚当·斯密的“道德勇气”如出一辙。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
对于一个公正的旁观者，道德判断意味着勇气、道义、良心和内心中的那个人，即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法官。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日益成为某种“替代性道德准则”，个体只关注自身的利害关系、追求自身的幸福，而其它社会成员的福祉与我无关。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眼前的看得到的利益，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侵害，能忍则忍。
勇气也被“碎片化”，降格到了浅薄碎屑，庸俗市侩的炫耀品，例如，勇敢地向心上人表白；勇敢地炒了老板鱿鱼、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勇敢地参与户外探险……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何在？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技术的道德化，是造成当下的人们“道德良心”衰弱、不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道德疼痛”的原因。在任何组织中，下级感到耻辱或者光荣，完全依赖于他有多么恰当地实施了上级所要求的的行动。在一个社会里，也是同样如此。这使我们心安理地在代理状态，通过责任转移机制，轻松地摆脱了良心和道德的诘问，在任何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找到看似合理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