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线音乐往事：收割、消失和重生(2)

在广州，谢振宇扔掉深圳招商银行做技术开发的铁饭碗，回到了广州。一个人、一台服务器开始人生第一次创业， 搜刮、酷狗相继诞生。
在北京，带着“天才少年”“百度创始七剑客之一”标签的雷鸣，创办了酷我，发挥技术优势，将哼唱旋律自动识别歌曲做成了酷我的特色。
在杭州，前阿里工程师王皓拉了几个哥们创办虾米，他们打心底想为中国音乐做一点事情，想让中国音乐人赚到钱。在阿里港股上市前夕离职，王皓和朋友决心不小、损失不少。
即使如此，搭建理想世界的快感让人兴奋，这是属于音乐的黄金年代，一场群体式的浪漫狂欢。正如虾米宣布关闭的时候，很多人依然能回忆起那段光辉岁月。
有人说，虾米是一座数字音乐的图书馆，而我除了是一位用户，也像这座图书馆的许多维护者之一；有人说，虾米是青春的见证，体验上不是单纯是听歌的地方，而是一个社区，提供了一个交流 “学术”的场所，在这里很有归属感。

那时候音乐的权力在每个人自己手中。王皓甚至认为，当时虾米可以冲向国际，带领所有数字音乐平台一起向前走。
只是，轰轰烈烈的版权大战来了，梦想随之戛然而止。
2、 版权年代：钱都去哪儿了
谁也没想到版权大战如此失控。
盗版横行，一片混乱的互联网音乐市场亟需走向正规，但也因此引发了版权争夺战。在中国，大部分的音乐版权都掌握在环球、索尼、华纳三大唱片公司手中，“独家竞价 保底费”的版权模式让在线音乐平台不堪重压。
就匠音乐创始人张昭轶在201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一批六位数的版权库从最初的百万级价格，到后来被炒到了千万元的级别。当时有媒体指出，几年来很多境外唱片公司版权费涨幅达到上百倍。即便如此，国内音乐平台也不得不咬牙购买，否则就要面对用户流失、入场券失效的巨大风险。
三大唱片还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定价。以索尼唱片公司为例，同样的音乐内容，其对非洲16国收取的保底费一年不超过两百万，但卖到中国保底金却高达几亿元，差距达百倍之多。同一家版权公司的内容，中国公司要付出的价格竟然是美国公司的3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