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里的“文字狱”——苏轼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2)

在北宋神宗皇帝年间，王安石被皇帝启用，全面推行新政。王安石被宋神宗皇帝任命为参知政事，并根据王安石变法的需要专门设立了新的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主管变法新政事宜。王安石就在皇帝的支持下，开始贯彻变法内容。其中包括"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输法"等多项措施，包含了富国、强兵两大方面的内容。而就在王安石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新政之时，苏轼并不在京城。彼时的苏轼因为父亲的离世而身居四川峨眉，为父守丧。

一直到1069年的二月苏轼服丧期满后才返回当时的都城开封。在回京的途中，苏轼看到了许多因为变法而带来的问题，看到了变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回到朝廷后的苏轼基于此提出变法当中的不足，对其中的有些内容坚决反对。但是苏轼并不是真正要反对变法的，他所希望的是能够有更加稳妥，危害更小的变法。所以他并不是坚定地站在反对变法者的阵营当中，对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的一些做法也并不认同。
而苏轼这样的做法，使得他要面对两派的夹击。而在这两派的夹击当中苏东坡在朝堂之上难有立足之地，多次被派到派到地方做官。虽然此举让苏东坡避开了朝堂斗争，远离了风暴中心。但是苏东坡心中还是忿忿不平，遂在他所作的诗文中发了几句牢骚。这就使得本来就对苏轼不满的变法派更为不满，借此机会，用苏轼的诗文大做文章。
他们发布命令到各地，命令当地官员们广泛搜罗苏轼的诗文，并将所搜罗到的诗文细细研究，不但将本来的几句牢骚话，变成了对朝廷的大不敬。更是随意发挥想象，为苏轼编造了不少罪名。在苏轼的罪行罗列妥当之后，就安排御史们轮流对皇帝上书，对苏东坡的罪行进行声讨。从元丰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先后有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上奏，他们针对苏轼的奏章各自有所侧重，同时相互之间又有所呼应。这分明就是事先精心安排过的。他们针对神宗最为忌讳的否定新政和毁谤朝廷乃至皇帝本人两点展开，对苏东坡展开了极为猛烈地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