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花针与土耳其木偶：作为隐喻的风格(2)

“以针挖井”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象也出现在帕慕克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之中，用来譬喻艺术创作近乎自虐的艰辛，而在《我的名字叫红》（Benim Adm Krmz）这部小说中，针的意象更是多次出现，既是雕龙刻凤的创作工具，又是不惜戕害肉身以求最高精神境界的手段。鹳鸟先生为了画“一匹世界上最漂亮的马”，在流传于世的插图中，“选定了一匹最优秀的马”，“拿一根针，轻巧地在图画的轮廓线上戳洞”，在下方垫一张白纸，“朝模版缓缓撒下适量的煤灰，然后轻轻摇晃，让煤灰顺利掉入洞孔。拿开模版。一点一点的煤灰把美丽马匹的整个形体准转印到了下方纸上”。然后，“以迅速而果断的笔触优雅地连起黑点”，“完成全世界最美丽的马”。被尖锐的羽毛针刺瞎双目的细密画大师谢赫·阿里则说道，“我记得最近11 年来所绘的手抄本中所有的优美，包括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笔触。
而我的手也能够在我看不见的情况下凭记忆再画一遍。伟大的陛下，我可以为您画出绝世经典。因为我的眼睛不再受世间的污秽所扰，我将能以记忆中最纯净的模样，描绘出安拉的一切美丽。”他信守自己的诺言，“凭借记忆，为白羊王朝的统治者画出了一本最辉煌的书本。”这恰是因为，如细密画大师毕萨德的老师米瑞克所言，“唯有从失明细密画家的记忆中，才能看清安拉眼中的世界”。衰老的细密画家“在记忆与失明的黑暗中眼前浮现出安拉所见的世界时，能够让他的手自然地描绘出精致的图画”。
任何画家画出的都是记忆中的马，也即是柏拉图式的马的理念。所以真正的大师孜孜以求的并不是感官的直接体验，不是肉眼凡胎所观察并摹写的现实世界（例如威尼斯画派或法兰克画家透视法的写实再现），而是神圣的、大写的真实，这种真实才是更为本质、稳定的实在。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本书的同名章节“我的名字叫红”中，讨论“红色”这个颜色的是两位目盲的大师。对于大师们而言，不存在法兰克人用来摹画普通剑伤的各种浓淡的红色，“只有软弱无知而犹疑的细密画家，才会用不同的红色调来描绘一件红色长衫。”事实上，“只有一种红色，我们也只相信这种红色”。若信从这样的理念，则失明与否并不重要，个人的风格与独创也并不重要。书中凶手杀人的动机就是要维持这种秩序。这与法兰克人带来的充满个人风格的绘画产生了剧烈的冲突。《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最显白的主题其实就是一种红色与多种红色的冲突——究竟是相信只有一种万古不变的理想的红色，还是相信有着“五十度”不同色调的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