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蒙《笑的风》：文学史中，又一次与晕眩有关的奇幻之旅(3)

王蒙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代叙事之轫，在《布礼》《蝴蝶》《活动变人形》诸篇什中展示了他独特形态的“意识流”文体：理性与狂想交织的独白、充满暗示的象征。这种极具个性的文体与“新小说派”的“零度叙述”看似两极，实则相合：充分保留了对心理流程的客观化叙述，避免叙事者的声音在主观的心理描写中泄露给读者。在《笑的风》中，作者把“意识流”进一步发展成了“词语流”，傅大成的心理开关一旦打开，被触发的不再仅仅是各种感官接受的物象、气味和声音，更多的是纷至沓来无穷无尽的词语、概念、符号。这一文体与傅大成身处的现代语境“异质同构”：在现实生活中，人类诗意栖居的语言被异化为机械工业风格的符号颗粒，根本无法消化，只能从食道里喷涌而出，一泻千里。现代人被寄生的符码所包裹，身体感官反而被封闭了，人和世界无法直接对话，只能间接转译。
隆重的悲剧容易写，寓意深长的喜剧却很难。1985年，卡尔维诺在留给诺顿讲坛的遗言中提醒我们，旧的文学世界太沉重了，希望未来千年人们写一些轻逸的故事。中国近代史第一场大变局中，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艰难困苦，步步惊心，痛苦的语境中连滑稽都带着一份悲哀。因此王德威感慨说，“五四”以来之新文学可谓一片涕泗飘零。今天世界身处另一场大变局，急管繁弦，喧腾高亢，当代叙事理应展翅飞翔。王蒙已86岁，人书俱老，“高龄少年”“仍然依旧”在“激发写作的那种探险性的、流浪汉般的内在节奏”，精准捕捉，正入奇出，这般境界，岂止“幸甚至哉”。
选读
第一章 春风飘扬“喜”从天降

一九五八年春天，滨海县中学迁移到新址三层楼房，傅大成得到资助贫农子弟的扩大招生助学金，十七岁零七个月的他，辍学三年之后，破格补招，合格录取，成了意气生猛的“大跃进”年代高中在校学生。其根由还在于省团委机关报五四青年节征文中，傅大成获奖，成了全村、全乡、全县一直到省上引人注目的“青年农民秀才”。县中学新宿舍楼内，依据当地习惯，没有建卫生间，住校生们沉睡中起夜，也要下楼出楼，到二百多米外体育场附近上厕所。想当初，卫生间在滨海县，意味着反卫生坏卫生绝对不卫生的臊臭腥呛，不雅气味打鼻子撞脸。这晚大成跑步出发，上完厕所缓缓回到只有臭小子汗味与某些梦遗气味的宿舍，路上，恍惚听到春风送来的一缕女孩子笑声。那时这个县尚保留着旧中国做法，高小——小学五、六年级，男女分班，初高中男女分校，只有初小与上大学后这两头，才是男女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