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故事丨浙江考古“前浪”传说(12)

几天后，12月29日凌晨，朱家济多次起夜去厕所，滑倒在地，心脏病去世。
王士伦没有在家里提起过这件事，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
在自传里，我找到了一句话。
【业务自传】
朱家济先生去世，我孤军奋战。
（四）
王士伦的听课笔记，虽然45°倾斜，却斜得整齐划一，几乎没有修改，像是课后重新整理抄写的。业务自传同样纸面干净，条理清晰。《浙江铜镜选录》的打印稿，他在上面改了很多次，也丝毫不乱，删除的文字用红笔涂成标准化的长条形，纸边加贴方格纸做的豆腐块标签，写上补充的文字。

他跟小王说：你写文章，就是要像鲁迅学习，改到一个字都不能改。
一丝不苟，是他的底色。
这份业务自传，逻辑清晰，用词严谨，很少感情，没有一句废话。但是，王士伦在平稳的叙述中，无论是这篇自传，还是学术论文，经常出现陡峭，且用词很急：反对、驳倒、不同意、坚决反对。
朱家济去世后，1970年代，王士伦恢复文保工作。“文革”后，文保单位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面临艰巨的抢救任务。
“我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胆忠心，大胆地抓了两件大事。”
从1970年开始，他对浙江省文保单位进行了全面调查大体摸清了全省文保单位的现状，有的遭到彻底破坏，有的局部破坏，有的被占用面目全非，有的年久失修。
“我到处呼吁，抢救文物。”
浙江文物史迹网，并非人人能理解。“有的同志把文物史迹当做包袱，怕保多了没有钱整修，或者怕影响城乡建设。这是片面的认识。问题的关键是要判明文物史迹的价值。”他非常着急。一旦决策有失误，损失的就是文物。如果文物得不到保护，就谈不上开发利用。
【业务自传】
有价值的文物史迹是社会的特殊财富，特殊的资源，再多也该保，为什么怕财富太多了呢？但是不能把没有价值的旧东西也保下来，这是劳民伤财的。文物保护得好不好，文物史迹是否得到科学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水准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应当把文物史迹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列为文物学领域中首要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