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计》停播一年后，曾经被逼演疯子的孩子们怎么样了？(10)

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尼尔·波兹曼写道，“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但最初《变形计》不是这样的。
除了穷富孩子互换的故事，节目还曾尝试探讨一些其它的话题：让高三师生母女互换身份，解开彼此心结；让曾经的“铁腕市长”和“打假局长”去洪灾山村做小组长，领导村民灾后自救；更在国际禁毒日做过一期特别策划，让两个有过吸毒史、现正努力生活的中年男子去体验对方的人生。

互换身份前的高三师生母女
然而迫于收视率的压力，《变形计》于第四季开始正式确定了城市孩子和山村孩子的互换模式。
当然而在这种模式中，仍然有许多可以被深入讨论的问题：贫富差距、家庭教育的缺位、留守儿童的身心考验……
而《变形计》却避重就轻地将核心问题简单化了。
节目组预设农村孩子都渴望了解城市的生活，只要带他们体验一番美食、服饰和玩具等消费文化，就能激发他们的斗志。却不曾想那些孩子们在做梦一般的短暂幸福后，将要面对多么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于孩子们最大的贫穷问题，他们也巧妙回避。
城市孩子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被简单粗暴地归结为“都是因为没有过过苦日子”。家长们期待孩子们被送到农村改造一番后，就能迅速痛改前非。这种教育权力的让渡，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自我责任的逃避与偷懒。
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不然像豫章书院、网瘾学校这类以“惩戒式教育”而闻名的地方又怎么会受到家长的欢迎？
颇为凑巧的是，第一季《变形计》也曾触碰过这个话题，那时候节目组大概没有意识到，多年之后他们就会成为这个话题下的反面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