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民国最“土豪”大学，东北大学100岁了(11)

可惜洛杉矶一战，终成刘长春“不堪的光荣”。男子100米短跑和200米短跑，他都未能进入决赛。但他在赛场上不苟言笑的面孔，还有身上那套“白山黑水”战袍上的“中国”字样，被镜头永久地定格了下来。
寓居三台杜甫草堂寺
1936年的12月9日，正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10个月前刚刚迁至西安的东大学子，再一次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那一天，张学良乘汽车赶上了请愿的队伍，当着大家的面许诺：“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3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一雪前耻，成为周恩来称赞的“千古功臣”。这不是张学良第一次同情和支持学生救亡运动。一年前，东大学生在北平被捕，他就安排学生骨干宋黎化装成自己的“心腹”秘书，带着亲笔信救出了被捕同学。
晚年的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更让它亮。”蒋介石显然没有领情，执意送蒋回南京的张学良自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
老校长失去自由，东大这个“孤儿”，成了国民政府眼中“发动西安事变的火种和策源地”。1937年5月，尽管遭到大部分师生的抵制，东大还是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强制接收，改为“国立东北大学”。
东大改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家臧启芳。他曾向国民政府要员直言，若停办东北大学，就表明政府放弃东北，这不可为也。但1938年春，日军西犯，西安岌岌可危时，教育部的指令还是令臧启芳甚感无奈，“命东大向青海迁移”。当时的青海是一片不毛之地，若把东大搬迁到青海，其实跟停办也差不多了。
臧启芳不愿照办，他一边派遣法学院院长李光忠赴四川寻觅校址，一边向教育部请拨迁校费用。李光忠到了四川，处处碰钉子，当时迁往内地的学校太多，况且张学良刚被蒋介石软禁。山穷水尽之时，一个川北穷县——绵阳三台热情地接待了李光忠。
时任三台县县长郑献徵早年毕业于北大，从他留下的日记，足见这位开明绅士的深明大义，“三台虽然因为天灾缺吃少穿，但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学生，所以三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多添几百张嘴吃饭，这既是为了积蓄抗日的力量，也能为三台播下文化的种子。”
1938年3月19日午夜，春雨蒙蒙中，东大流亡青年从西安火车站乘车。一列逃难的文化列车沿陇海路西上，火车穿过麦田与沟壑，20日上午抵达宝鸡。从宝鸡到三台，所有学生按照行军队列编排，徒步翻越秦岭。最前面是荷枪实弹的警备队同学，中间是编成三个中队的500名同学。“大家都穿着青棉大衣和青制服，行列有一二里长，走起来军容整肃，倒很像正式军队似的。所以常常有人问道：‘老乡，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到了三台后，东大学生阳骥提笔记下了这次入川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