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女囚在被处决前执意偿还债务，担心阴间要管阳间债不能投胎(4)

严打让犯罪成本一路飙升，打个群架可能是无期徒刑，打伤了人那就要吃枪子了；以前鸡毛蒜皮不当回事的违规这时会被扒出来重新清算……
这是因为当时的严打就像前几年的交警贴牌、罚款一样，带指标任务，有KPI考核的。
严打让枪决变的非常普遍和廉价。
很多地方往年一年枪决人犯的数量也就那么几人，“严打”时却动辄几十人。
造成每次行刑时还需要从外地借调警力。
“严打”可以说是一场从上到下的司法“行动”。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被层层分解和加码，就像疫情期间的管控一般。
从高风险区域回来，机场隔离了，市区隔离，到乡镇还要隔离。而且越是到乡镇执行得越歇斯底里。
当年的“严打”任务层层加码后，完全成了现在的工作任务分工，后期愈演愈烈，甚至精确到某单位有百分之几的人必须列为“严打”范围。
这造成基层在执行时为了完成指标，没有机会创造机会，没有罪行，创造罪行的案例，举不胜举。
河南西部一村庄，恰逢农忙，一对年轻夫妇委托公婆在家照管新生的小孩，自己下田干活。
孩子睡着后，公婆借机在家门口帮助晾晒谷子。回来发现小孩被家里饿极了的猪咬死了，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撕心裂肺。
正好该村没有完成“严打”的抓捕指标，于是就把公婆两人以过失杀人罪抓捕，随后一个判处死缓，一个判了无期徒刑。
另外有一个500多人的工厂，接到的“严打”指标是30人。
偷窃过厂里物资的，偷看过女厕所的抓完了也没凑够人数。
为了完成任务，厂领导带领领导班子展开头脑风暴，把在厕所写过脏话的人全部按流氓罪抓了。
最荒唐的是把一个在中学时期偷过同桌两块钱，事情已经过去10多年的工人抓起来凑数，结果这人还真被判了两年半。
哎，矫枉过正了。
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阶段，社会上开始出现反思，认为对一些罪行轻的人打击过重，打击面过宽。
有些地方开始要求复查案卷，对一些案件进行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