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吐有文化的槽，写梁启超的书(3)

许知远
与梁启超的偶遇，特别是他目光之坚定，令这种模糊的寻求清晰起来。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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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一个普通的乡村时，清帝国正处于最后的平静时期；当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时，帝国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国仍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他昔日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社会变革席卷了每个角落：昔日的缠足女人走入学堂，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阅读报纸、杂志成了日常习惯，人们在茶馆里、饭桌上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戏台上的名角们将《定军山》《长生殿》留在电影屏幕与密纹唱片上；因为火车、轮船、电报的普及，再遥远的乡村都可以感到时代之脉搏。思想的变化更是惊人，尽管很多人熟记四书五经，遵从三纲五常，如今却宣布抛弃整个传统，要写白话文，追求个人自由。曾自成一个天下的荣光与傲慢被屈辱与自卑取代，人们饥渴、不无盲目地寻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甚至印度的观念的滋养。

梁启超经历着这一切，同时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位行动者，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旋涡中，流亡至日本后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动者。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你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回避他的影响，他甚至往往还是开创者。他更是个书写者，自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诗词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列居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