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重逢Laughing哥(3)

但 Laughing 哥不一样。在《学警狙击》中， Laughing 哥的身上，观众看不到过去港片中卧底的身份认同问题，和夹在忠奸之间、大道德小道德之间的挣扎。由始自终，他没有一刻有过二心，几乎没有杀过人，偶尔遇上的道德两难处境（例如曾被坏人要求枪杀一名警察自证身份）都被剧情顺利化解（该警察最后自杀身亡）。警队对他没有亏欠，他对警队没有不满。他吊儿郎当的样子之下是全然正义、充满建设性、精神高度坚定的内心。类似的人设延续到《潜行狙击》，甚至他招募的门徒杨立青也是如此。

《潜行狙击》剧图
并不是这样的卧底形象过去没有过，但这样的卧底形象，在香港获得几乎全城市民的追捧赞誉，是一件需要理解的事情。
卧底这个意象之于香港电影、香港人乃至香港社会来说，再明显不过，指向的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80年代到千禧年后，即将回归和刚刚回归的香港，所有电影乃至所有文艺创作都避不开这个主题。
通常来说，迎接卧底的是一个悲剧结局——如《边缘人》结局中主角被居民误以为是匪徒被打死。这种悲剧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注定的。上世纪 70 年代，香港警察以腐败和无能闻名，在跛豪这样的城市传说中（见近年王晶电影《追龙》），我们都能见到这样的警察形象。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中，荧幕卧底的悲剧被看作是香港社会对警方腐败无能的控诉。文化研究者罗永生在他的文章里提到，这种控诉背后现实逻辑是，“卧底作为一种执法工具，在实现一项法律的公义道德标准之时，以摧毁另一项道德行为为代价”。7、80年代香港的现代管理秩序开始被建立，廉政公署的设立，对黑社会的打压，反贪倡廉，这些新秩序的建立冲击着一个旧的，以人情味、人际关系为连接的老香港。黑帮英雄叙事的兴起，以及卧底警察的悲剧，被解读为人们对新秩序的认同尚未被建立好，熟悉的旧秩序却率先被肢解破碎的情感投射。
再靠近97一些，卧底的道德两难依然存在，而“新旧秩序”的指向则更显著的变化：旧秩序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新秩序则是回归后的香港。在这一更具象的指向下，卧底的尴尬就是香港人的尴尬，卧底的迷失就是香港人的迷失。这层实在显而易见，无须再多解读。